方联邦货币的生意，时不时地拿几个鸡蛋或其他农产品换钱——我记得有一次她告诉我她用一只母鸡下的蛋换了三百万美元。那时候每个人都饿肚子，都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只有你曾曾祖母没有。她说：‘总有一天好日子会回来，一定会！’这句话我永远忘不了。”

“但是没有回来啊。”杰斯特说。

“直到现在——但是你要耐心。为了南方经济发展，这会是一条新政，也是为了全国全民族的利益。联邦政府也会获利。”

“怎么受益？”杰斯特问。

法官胸有成竹地说：“一方受益整体受益。很简单易懂的道理。如果我有几百万，我就会拿来投资，雇很多人来刺激本地区商业发展。而我只是一个获得补偿的受益人而已。”

“另外一件事，”杰斯特说，“这都差不多一百年了。怎么找到这些钱呢？”

法官的声音里带着胜利的口吻回答：“这个是最不用担心的。当财政部宣布南方联邦货币可以兑换以后，这些钱就会立刻被发现了。它们都会从南方家庭的阁楼或者仓库里冒出来。从全国甚至从加拿大冒出来。”

“从加拿大冒出来有什么好处呢？”

法官很威严地说：“这是演讲的一种比喻方式——修辞例子罢了。”法官充满希望地看着孙子，“但是你对立法整体有什么看法呢？”

杰斯特避开爷爷的目光没有回答。老法官内心非常希望得到孙子的赞同，于是他补充道：“怎么啦，孩子，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应有的眼光啊。”他又坚定地加了一句，“那些杂志不止一次说我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米兰信使报》总说我是米兰市的首席市民。有一次还说我是‘南方政治天空中最耀眼的一颗恒星’。你难道不认为我是一个很伟大的政治家吗？”

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需要肯定回答的请求，而且从感情角度讲也是法官对孙子的一种希冀。但是杰斯特无法回答。生平第一次他开始对爷爷的推理能力产生了怀疑，怀疑是不是受了身体中风的影响。他的内心在同情和直觉意识间晃动，就像要把爷爷的有力声音和他虚弱的身体分开。

毕竟年纪大了，由于太过激动，老法官太阳穴的青筋都绷紧了，脸也涨得通红。在他的一生中，只有两次尝过被人拒绝的痛苦：一次是在众议院落选，当时他又给《星期六晚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但却被退回了，并附了一封很正式的信函。这让法官难以置信。他把自己写的信又读了一遍，感觉比那报上任何一篇文章都好。他怀疑他的文章编辑根本没认真审阅，于是他把几页纸订好又发给报社。结果再次被退回。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读《星期六晚报》了，也再不投稿。现在他意识到自己和孙子之间的隔阂已经在所难免，这个现实也让他无法接受。

“你还记得你还是个小娃娃时，是怎么叫我的吗？”

杰斯特没有被爷爷的眼泪和回忆感动，倒反而被弄得很不自在。“我都记得。”他站起来，走到爷爷的椅子后面，但是老法官却不站起来，也不让杰斯特离开。他抓住杰斯特的手放在自己的脸颊上。杰斯特僵硬地站着，感到很尴尬，他的手对爷爷的爱抚也无动于衷。

“我从没想过我的孙子会像刚才那样和我说话。你说你不明白为什么黑人和我们不能共处。用逻辑思维想想结果。这会导致通婚。你会喜欢吗？如果你有个妹妹，你会让她嫁给一个黑人吗？”

“我没往这方面想过。我只是想到种族公平。”

“但是你说的所谓‘种族公平’就是会导致通婚——根据逻辑的法则就会如此——你会和黑人结婚吗？说实话。”

很自然地，杰斯特的脑子里出现了维利丽和其他几名黑人厨师，还有在家里的洗衣女工们，还有煎饼广告上的嘉美大婶[8]。想到这儿，杰斯特的脸涨得通红，鼻子上的雀斑颜色更深了。他无法马上回答爷爷的问题，这些画面让他着实吓了一跳。

“你看，”法官说，“你只是嘴上说说罢了——为那些北方佬说话。”

杰斯特说：“但我还是觉得，作为法官，你对同一犯罪案件的判定标准不一样——你是看他是白人还是黑人量刑。”

“当然啦，他们是完全不同的。白人就是白人，黑人就是黑人——如果我可以阻止，我决不让他们相遇。”

法官大笑起来，杰斯特试图把自己的手抽出来，却被爷爷攥得更紧。

“我的一生都在关心公平的问题。但是你父亲死后我明白了其实公平本身只是一种传说，一种假象。公平不是一根扁尺，可以用同样的尺寸衡量所有同样的情况。你父亲死后我明白了有个比公平更重要的东西。”

每当提到父亲的死，杰斯特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住。“那什么更重要，爷爷？”

“激情，”法官说，“激情比公平更重要。”

杰斯特因不自在而浑身僵硬。“激情？我父亲有激情吗？”

法官避而不答，而说：“你们这代年轻人没有激情——脱离了老一辈的理想，拒绝承传那些血液。有一次我在纽约，看到一个黑人男子和一个白人姑娘坐在桌旁，我身上的血液立刻就感到厌恶。这种愤怒和我说的公正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是当我看到他们两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一起吃饭，有说有笑，我的血液就沸腾——当天我就离开了纽约，而且再也没有回去过，那个混乱的巴别塔[9]，我到死也不会再去了。”

“我倒觉得无所谓啊，”杰斯特说，“其实不久我就会去纽约呢。”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没有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