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忘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带着歉意。“我正要、要给你讲、讲——”

“讲——那起使你走路一瘸一拐的意外事故或者别的什么。但是如果让你感到为难——”

“意外事故？噢，一顿毒打！是啊，只是一起意外事故，是被火钳打的。”

她茫然不解地凝视着他。他抬起一只略微发抖的手，往后把头发抹到脑后。他抬头望着她，微微一笑。

“你不坐下来吗？请把你的椅子挪近一些。对不起，我不能帮你挪了。真、真的，这会儿我想起了这事，如果里卡尔多当时给我治疗，他会把我这个病例当成一个宝贵的发现。他具备外科医生那种热爱骨头的劲儿，我相信我身上能够打碎的东西全都给打碎了——除了我的脖子。”

“还有你的勇气，”她轻声地插了一句，“但是你也许把它算在不能打碎的东西当中。”

他摇了摇头。“不，”他说，“我的勇气是勉强修补好的，但是那时它也被打得稀碎，就像是一只被打碎的茶杯。这是最可怕的事了。啊——对了。呃，我正要给你讲起火钳。

“那是——让我想想——差不多是十三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利马。我告诉过你，秘鲁是一个适于居住的地方，住在那里你会感到身心愉快。但是对碰巧落难的人来说，那里就不怎么好了。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到过阿根廷，后来又到了智利，通常是四处漂泊，忍饥挨饿。为了离开瓦尔帕莱索，我搭上运送牲口的船，在船上打杂。我在利马找不到活干，所以我去了码头——你知道，就是卡亚俄的码头——碰碰运气。呃，当然那些码头是出海的人汇集的下贱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我在那儿的赌场里当了一个仆人。我得做饭，在弹子台上记分，为那些水手及其带来的女人端水送酒，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儿。不是非常愉快的工作，可是找到了这份工作，我仍然感到高兴。那儿至少能有饭吃，能够看到人脸，能够听到人声——凑合吧。你也许认为这不算什么。但我刚得过黄热病，独自住在破烂不堪的棚屋外间，那个情形实在让我感到恐怖。呃，有天晚上，一个喝醉酒的拉斯加人惹是生非，我被叫去把他赶走。他上岸以后把钱全都输光了，正在大发脾气。我当然得服从了。如果不干，我就会失掉那份工作，并且饿死。但是那个家伙力气要比我大两倍——我还不到二十一岁，病愈后就像只小猫一样虚弱无力。此外，他还拿着一把火钳。”

他顿了一下，偷偷瞄了她一眼，然后接着说道：“显然他是想把我一下子给整死，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还是没有把事做绝——没有把我全给敲碎了，正好让我可以苟延残喘。”

“哎，但是其他的人呢，他们不能管吗？他们全都害怕一个拉斯加人吗？”

他抬起头来，哈哈大笑。

“其他的人？那些赌徒和赌场的老板吗？噢，你不明白！我是他们的仆人——他们的财产。他们站在旁边，看得当然是津津有味。这种事情在那个地方算是一个令人捧腹的笑话。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碰巧不是取笑的对象。”

她战栗起来。

“那么后来呢？”

“这我就说不了多少了：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其后几天一般什么也不记得。但是附近有一位轮船外科医生，好像在他们发现我没死以后，有人把他叫来了。他马马虎虎地把我缝合起来——里卡尔多好像认为这活干得太差，不过那也许是出于同行之间的妒忌吧。反正在我醒来以后，一位当地的老太太本着基督教的慈悲之心收留了我——听上去觉得奇怪，对吗？她常常缩在棚屋的角落，抽着一根黑色的烟斗，对着地上吐痰，一个人嘀嘀咕咕。可是，她心地善良，她对我说，我也许会平静地死去，不许别人打扰我。但是我心中特别矛盾，我还是选择了活下去。想要活下去可真难啊，有时我想，费了那么大的劲不大值得。反正那位老太太极有耐心，她收留了我——多长时间？——在她那间棚屋里躺了将近四个月，时不时像疯子一样胡言乱语，其余的时间又像一头凶猛的熊，火气极大。你知道，疼得要命。而且我的脾气很坏，小的时候给惯的。”

“然后呢？”

“噢，然后——反正我挺了起来，爬走了。不，不要认为我不愿接受一位穷老太婆的施舍——我已不在乎这种事情了。只是那个地方我再也待不下去了。你刚才谈到了勇气。如果当时你看到了我那副模样，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每天晚上，大约到了黄昏的时候，剧烈的病痛就会发作。一到下午，我就独自躺在那儿，望着太阳慢慢地落下去——噢，你明白不了！现在看到日落我就觉得难忍！”

一阵长久的沉默。

“呃，然后我就到处游荡，看看我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活干——待在利马我会发疯的。我一直走到了库斯科，在那里——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讲起了这些陈年旧事，它们甚至都说不上有趣。”

她抬头望着他，目光深沉而又严肃。“请你不要这么说。”

她说。

他咬了咬嘴唇，又扯下了一片垫毯的流苏。

“要我往下说吗？”他在片刻之后问道。

“如果——如果你愿意的话。对你来说回忆往事恐怕是痛苦的。”

“你认为不讲出来我就忘了吗？那就更糟。但是不要以为事情的本身让我难以忘怀，忘不了的是我曾经失去过自制。”

“我——不是很明白。”

“我是说，我曾经丧失了勇气，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懦夫。”

“人的忍耐当然是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