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确实记得他说过，三点钟才开始上菜。”

“你或许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误会。你错了，他是故意的。我是那种为了面子斤斤计较的人吗？不，如果真的是我错了，我会道歉，然后事情就此结束。可我没有错，因为他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哈坎就是想用迟到来让我们窘迫，他成功了。在整个派对期间，我被排斥了，我无法加入别人的谈话，只能坐在那里喝酒。酒精让我失去了冷静，我开始不断地对别人重复，我出生在瑞典，拿着瑞典护照。但我失败了，在人们眼中，我就是一个迟到了的、带着土豆沙拉的英国女人。”

“当然，你也看出来这里面的花招了吧？哈坎让我做土豆沙拉，当时我并没有多想。但我真不应该听他的，土豆沙拉，多么平庸的一道菜啊——谁会奇怪得对土豆沙拉大加赞赏啊。我甚至没办法用自己种的土豆，因为我们的作物还没有成熟。哈坎的妻子赞扬了每个人带来的食物，生切鲑鱼片，大堆大堆的甜点，都是些足以令人自豪的美食。但是她对土豆沙拉只字不提，因为没什么好说的，它看起来和超市里卖的大路货没啥两样……”

我轻声说道：

“你第一次提到哈坎的妻子。”

“这是个明显的疏漏，我不是故意的，不过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她就是她丈夫的一个跟班，哈坎说什么就是什么。她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她做了什么，而是她什么都没做，换句话说，她无足轻重。这就是个盲从的女人，对于事实真相，对于所有的阴谋诡计，她一无所知。”

我在很多场合遇到过她。但如果想形容一下的话，我只能说很朴实——她单纯、稳重，不跳舞，不嬉闹，不开玩笑，也从不搞恶作剧。他们很富有，但她依然在无休止地工作着。她身体强壮，干起农活来不比任何男人差。这个女人身上充满了强烈的矛盾，她强壮却又温顺，无所不能却又处处受制于人。她叫伊丽丝。我们不是朋友，这是一定的。我不知道她对我的态度，因为所有的决定都不是她做的，她只是按照哈坎的吩咐行事。如果哈坎批准，她会邀请我去喝咖啡，带我进入她的朋友圈子。而假如第二天，哈坎又认为我不该受到邀请，那么咖啡就没有了，圈子的大门也关闭了。她的任何行为都建立在一种狂热的信仰之上，那就是哈坎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当我们在路上相遇时，她会彬彬有礼地跟我谈两句作物的长势，或者天气如何，最多在分手之前抱怨一下自己的繁忙。她总是很忙，从来没见过她在阳台上看书，或者在河里游泳什么的。即使是举办聚会也是她保持忙碌的另一种方式。她在聊天的时候也是一本正经的——小心翼翼地问些适当的问题，不带有一点真正的好奇。这是一个没有快乐的女人。有时我真为她感到难过。有些时候，我真想摇晃着她的肩膀告诉她：

“‘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妈妈很少说脏话，但也不是装模作样的人。当她打碎一个盘子，或是割到自己的手时，她也会口吐脏字，但那更多是一种感叹，而非咒骂。她对自己从图书馆里自学的英语很自豪。这次，从她的咒骂中，我似乎捕捉到了一丝愤怒，仿佛某种难以抑制的情绪瞬间突破了理智的防线。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弥补，她迅速地冷静了下来，唯恐这会成为指控她发疯的证据。

“我不相信，也没有证据表明，伊丽丝直接参与了任何罪行，不过，我依然认为她知道一切。她只是借助劳作，使自己的身心都处于一种忙碌的状态，没有精力来关注这件事。就像在海里游泳的人，他们不敢把目光投向海平面以下，因为脚下是无底的深渊，冰冷的水流在他们的脚踝处旋转。她选择在自欺欺人中活着，故意对罪恶视而不见。但我不行，我不会像她一样——我会揭穿她无能为力的罪恶。”

“在那次聚会上，我几乎没有和伊丽丝说过话。她不时向我这边瞥上一眼，却从没试图将我引荐给她的朋友。当聚会临近尾声时，我不得不承认，这次社交恐怕要以失败告终了，除非我能够绝地反击。”

“我的计划是给大家讲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和那只麋鹿的故事。这是一个精明的选择，因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当地，而我也可以把它解释为这是对我们来到农场的一种祝福，或许其他人也会这样理解的。我先在很小的范围内做了一次尝试，包括那个笑呵呵的镇长。他们说，这个故事棒极了。”

“这让我很高兴，我开始考虑接下来该给哪些人讲这个故事。这个时候哈坎走了过来，请我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给大家听听。肯定是某些多嘴的人，或许就是那个两面派的镇长，把这个故事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哈坎示意大家安静下来，把我围在当中。我不善于在公开场合发言，在人群面前我总有些害羞。然而，风险与收益是并存的。假如我表现好的话，迟到的窘迫将会被人们遗忘。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改变我在他们眼中的印象。”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开始描述起来。或许是有些兴奋过度吧，有些本该省略的细节都被我讲了出来，比如说我在游泳之前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以及我认为摇动的树枝是危险的——这可能会让别人觉得我有些疑神疑鬼。我的听众们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没有人打哈欠或者低头看自己的手机。但是在故事的结尾，在大家准备鼓掌之前，哈坎突然宣称他在这个地方住了一辈子，从未在河里见过一只麋鹿，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