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她放开我的手，把挎包从我这里拿走，她夺回了自己的证据和日记。她把挎包背在肩膀上，走出了车子。在登记的过程中，她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告诉接待的人，要注意，她可能会伤及自己，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我说话的时候，她只是在轻蔑地望着天花板。在她心目中，我和爸爸一样，只是在假惺惺地做戏。当医生护送她进入病房时，她没有和我说再见。

走出医院，我坐在一堵低矮的砖墙上，等待着爸爸的到来。那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我不由得哭泣起来，但没到一分钟，我就停下了。打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哭过。爸爸乘坐一辆出租车赶到这里，他看上去迷惘而疲惫。当他拥抱我时，我一度担心他会崩溃。诺林医生陪着他，依旧衣冠楚楚，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香水味。他略带夸张地向我道歉，这让我想起了过去贵族的样子。他说当初在瑞典的时候，他并没有对医院的人说清楚，妈妈可能会对他人或者自己造成伤害。他善意地听从了爸爸的建议，尽量保守地描述她的情况，希望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她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的时间。结果，这就导致医生低估了她的病情。当妈妈威胁要采取法律措施时，他们不得已放她离开了。他们没有理由继续拘束她。因为从理论上说，她是自愿接受治疗的，而且她表现得很好，她写的材料思路非常清晰。诺林这次跟着来到英格兰，就是为了纠正之前的错误。虽然我觉得他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声誉，但我还是表示了理解。他热情地和英国的医生们说着话，为他们介绍病情。尽管他在这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但我对他依然是不冷不热的。妈妈的描述很准确，他虚荣、自负，不过在我的印象中，他不大像个恶棍。

医院里很干净，医生和护士们也都表现得相当职业，而且态度和蔼。在这里，报纸上曾经报道过的那些医疗黑幕都不会发生。医院有一个访客专用的房间，妈妈常常坐在窗台上，透过窗户看着外面。可惜这扇窗户是完全封闭的，而且异常结实。从她的视角上望去，越过围墙上的铁丝网，可以看到一个公园。孩子们经常在空地上嬉戏，夏天的时候还可以听到他们的笑声。可是在冬天来临之后，公园里就安静了下来。每次，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妈妈都背对着我。她不想见我，也不会和我说话，她对爸爸的态度也是一样。一旦我们离开，她就会告诉护士，我们之所以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确保没有人会相信她的指控。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中，她会给我冠以什么样的罪名。她对那些抗精神病药物不屑一顾，觉得如果吃了药丸，就意味着她承认夏天发生的事情只是她的臆测，就意味着放弃了去帮助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