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被收养的孩子的希望。医生无法强迫她服用任何药物，他们必须征得妈妈的同意，可是她不承认自己生了病。她的内心被层层包裹起来，我们根本无法击碎那道壁垒。起初，在治疗的过程中，她依然会拿出那些证据，并且重复她的指控。慢慢地，她开始选择沉默。但是，只要她看到有新面孔出现，不管是医护人员，还是病人，她都会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人家听。她讲述的时间越来越长，讲故事的技巧也越来越纯熟，似乎她之所以被关在医院里，只是因为她没有正确地还原现场，或者描述嫌疑人的外貌特征。结果，所有的病人无一例外选择了相信她。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在我来看望她时，走到我身边，质问我为什么还没有解决关于米娅的谋杀案。

时间就这样一点点地过去。有时我会独自去看望她，有时会和我的父亲一起去，偶尔还带上马克。他总是在外面等着，因为他觉得在妈妈了解他的身份之前，在这样的场合里见面是不合适的。最初，我们还很乐观。我相信妈妈会一天天地变好，我们还会回到从前，成为一个和睦的家庭。我们之间的裂隙终将得到弥补，我们会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认识并且拥抱彼此。但是在妈妈的心中，我的背叛是无法原谅的。这个烙印已经永久性地打在了我的身上，我感到极度悲伤。

深秋的时候，曾经有一天，我再次去看她。可能是季节的更迭，或者是过于压抑的缘故吧，我冲动地对她说：

“我要到瑞典去，我会自己找出真相的。”

这是妈妈第一次对我的话做出反应，她转过身来，直视着我，似乎在心里揣摩着我的话。几秒钟之后，她的眼神发生了变化，变得像当初在机场见到我时一样，那里面又充满了希望。在那一瞬间，我似乎又变成了她的儿子。她举起一根手指，按压在嘴唇上，仿佛在示意我保持安静，这是我第四次看到她做这个动作。我依偎在她的身边，问她：

“这是什么意思？”

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好像要说些什么。我能够看见她那发黑的舌尖。接着，她的态度又变了，她不再理睬我的询问，她的嘴巴又闭上了。

“妈妈，求你了，跟我说说话吧。”

但她没有再开口，把头转向了窗外。无论她病得多厉害，她的观察力依然敏锐。她看出来了，我在说要去瑞典之前，并没有认真地去考虑过这个问题，这只是我一时的冲动，我是在试探她的病情。我心里关心的一直都是医生、药物和治疗方案。

后来，我和爸爸还有马克讨论过这个想法。他们俩的见面是在一种尴尬的环境下。他们相互握手，就像是在签署商业合同，爸爸对他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当我们单独相处时，爸爸对我说，假如他之前做过什么事，或者说过什么话，让我觉得他不会接受我的选择的话，他向我道歉。我发现他的道歉是痛苦的，我摇了摇头，也表达了自己的歉意。我能理解，他现在心绪烦乱，并没有说真心话。不过，在经过多年的躲躲藏藏之后，我不能要求更多了，起码他在伤心之余，最终还是和马克见了面。我终于不用再说谎了。但是，没有妈妈的参与，我们依然开心不起来，没有她，这个家就不是完整的。对于我打算去瑞典的想法，不管是爸爸还是马克都不认为是个好主意，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去探索的秘密了。米娅不过是一个不开心的女孩，她离家出走了而已。如果我到瑞典去的话，会陷入一场无休止的追索，那就偏离了我的初衷——试图说服妈妈接受药物治疗。更糟糕的是，这会加剧她的错觉，对治疗没有任何的好处。于是，我声明放弃了这个想法，或者至少我不再谈论它了。但我开始偷偷地学习瑞典语，花了很多时间去读我的旧课本，背单词。我希望像小时候一样，重新说上一口流利的瑞典话。

圣露西亚节前的一天夜里，医生们和我讨论了对妈妈进行静脉注射营养液的可能性，并且对我说明了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后果。和医生沟通之后，我对他们宣布，我还是想到瑞典去转转。马克依然不赞同，我告诉他，我们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不能继续逃避。而爸爸对妈妈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感到悲痛欲绝，他不再反对我的想法，甚至愿意尝试任何有用的方案。我的计划是去找出米娅失踪的真相，不管它是什么，只要我找到新的线索，妈妈就会恢复和我的交流。新的证据是能把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唯一武器，对此我确信不疑。虽然马克依旧表示反对，但他看得出这一次我下定了决心，于是他不再提出反驳，而是帮我筹措好了路费。起初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打算向银行申请贷款，但这惹恼了马克，所以我只好收起了自己的骄傲。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接到项目了，我供职的设计公司正濒临破产，我的经济状况差得一塌糊涂。我曾经抑郁地想过，或许这也算是一种逃避吧。

我估计了一下，如果省着花的话，我存下的钱应该可以维持三周的生计。马克很忙，他没有空，但是假如我不能在圣诞节前回来，他就会飞到瑞典去陪我过节。他很好地掩饰了自己心中的不解，但我看得出来。马克习惯理性地思维，而我去瑞典只是出于本能，他宁愿相信客观的事实，我则更倾向于跟着感觉走。我的直觉告诉我，真相就隐藏在妈妈的故事里。

从机场里出来，冷冽的空气令人精神一振。我在风中站了一会儿，感受着沁人心脾的寒冷，试图让自己清醒起来。前面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