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朋友合伙，这一单赚够了钱，他以后再也不碰这东西了。

　　这个理由说服了严运和，他联系了之前和“老木”有“生意”往来的境外毒枭，对方同意提供这些数量的海洛因。谢金便安排了两个自己的铁杆马仔，都是汽车运输公司的司机，他许给每人五千块钱酬劳，借着拉水果的机会跑一趟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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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证这事万无一失，谢金做足了准备，但结果还是出事了。二〇〇一年六月十日晚上，谢金找到严运和，说这单买卖被人举报了，南安警方已经做好准备，只等司机把毒品运回南安，警方在交货时抓人。

　　“谢金是怎么知道警方的动向的？”古川问。严运和说，把消息告诉谢金的是他一个叫刘阔的朋友，此人既是谢金圈子里的好友，又是这单买卖的“股东”之一。那时严运和才知道，这批毒品的买家并非谢金一人，除了那个刘阔外，还有李国华、杜强两人。

　　“杜强？哪个杜强？”古川问严运和。他回答说是跟谢金一个单位的，也是这几个人里唯一吸毒的。

　　李国华、杜强和刘阔三人在当时并不出名，出名的是他们的父辈。李国华的父亲是汇华商贸公司老板，杜强的叔叔是南安钢铁厂的厂长，而那个刘阔，其父刘安东时任南安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也就是宋庆来现在的位置。

　　刘安东，古川是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上次是从王芸口中，她告诉古川，刘三青当年的汇报领导也是刘安东副局长。恐怕当年刘三青和李明权都没有料到，刘安东副局长的儿子刘阔竟然同是那起案件的参与者和嫌疑人。

　　古川没有作声，听严运和继续陈述。

　　“刘阔他爸在家吃饭时说漏了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刘安东副局长怎么也想不到这起案子还有他儿子的份儿。他说得轻描淡写，刘阔却听得直冒冷汗，转头便把消息给了谢金……”严运和说，“幸亏有刘阔的消息，不然南安市公安局不但会击碎我们的发财梦，而且等待我们的基本只有死刑。我问谢金怎么办，他让我不要着急，说他自有办法，只让我六月十一日上午去找刘阔和李国华，其他的事情不用管。”

　　第二天上午，严运和按谢金的指示找到刘阔和李国华，三人开车去了南湾大桥附近。因为谢金告诉他们汽车运输公司的事情他和杜强来搞定，事后警方会派人押送毒品回市局，而从运输公司到南安市公安局必走南湾大桥。如果谢金和杜强能在运输公司把事情搞定，这三人便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如果搞不定，那他们就在大桥上制造车祸，把警车撞下大桥，毁了物证。

　　“谢金和杜强要在运输公司‘搞定’什么？”古川追问。

　　严运和摇摇头，说：“这个谢金没说，只让我们等他电话。”

　　“后来呢？”

　　“后来……”严运和接着说，“后来事情又一次发生了变故。”

　　严运和与另外两人一直在南湾大桥上忐忑不安地等着，大概上午十一点多，接到谢金的电话，说事情已经搞定了，让他们赶紧离开。三人随即开车往回走，不久，车上的三人却因为一件事情产生了分歧。

　　李国华在车上又给谢金打了一个电话，得知警方只派了一名民警开车押送毒品证物返回市局后，他有了新的打算。这次买毒品的本钱绝大部分是李国华从他父亲公司的账上偷的，毒品全部被警方收缴，他补不上账，也不知如何跟父亲交代。因此，当得知警方只有一人一车押送毒品时，他便想把那批毒品抢回来。

　　“我们几个都有类似的想法，尤其是听谢金说他那边已经‘搞定’之后，大家都没了性命之忧，就开始心疼起那批毒品来了……谢金肯定也是这样想的，虽然他没明说，但如果他不想，为什么告诉李国华警察只派了一个人和一辆车押送毒品呢？”严运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