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褐色的粗橡皮筋捆起来。一共差不多是八年的信。所有信封都破旧不堪，我想他可能自己都忘了这些信还在这里。我们俩刚好上的时候，他把东西放在我这儿，过了一个月我就发现了这些信，实在抵制不住诱惑，把它们偷偷都读了。要是当初我更坚定一些，没去读就好了。

他说自己从一年前开始就不给她写信了，但这话是骗我的。每个月我把给他洗好的衣服带到他公寓时，都能发现他床底下藏着她新近寄来的信。那些信我都读了。我知道他老婆叫薇尔塔，知道她住在哪儿，也知道她在一家巧克力工厂上班。我还知道，他没有跟她提起过我。

过了这么些年，那些信变得很好看，字迹也变了——每个字母都弯弯绕，像船舵似的下垂到下一行。求你，求求你，我最亲爱的丈夫，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我在你心里还能待多久？

读完她的信，我总会感觉好一些。从这你可以看出，我不是什么高尚的人。

我和安娜·?爱丽斯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她就告诉我，我们来美国不是来玩的。我说，你说得对，尽管我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今天，我把同样的话告诉萨曼莎，她怨气十足地盯着我。今天早上，我到医院的时候发现她在卫生间里哭，我倒是很想让她休息一个钟头，但我们的老板可没这么心善。我让她叠床单，只见她两手直发抖，看上去好像又要哭起来似的。我观察了她好一阵子，然后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她回答，哪有一件顺心的事情？

安娜·?爱丽斯说过，美国不是个好混的地方。很多姑娘连第一年都撑不下去。

你得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来，我对萨曼莎说，这样对你有好处。

她点点头，娃娃脸上面无表情。或许她是想儿子了，或是想念孩子的父亲。或是思乡情切。说来也怪，人在家乡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它，更谈不上爱它，离家在外时却时刻挂心、魂牵梦萦。我捏捏她的胳膊，上楼去和老板打招呼，而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其他女工假装没注意到。我去卫生间找，只看见地上一团捏皱了的纸巾。我把皱纸巾展平，放到水池边上。

吃完午饭后，我还希望她能回来，告诉我们，我回来啦，刚才出去散步了。

说真的，我能有安娜·?爱丽斯这样的朋友，真是幸运。她就像个姐姐。我在美国的熟人在这儿都是形单影只；他们挤在公寓里。他们很冷，很孤独，很憔悴。我见过电话亭前排的长队，还有口袋里揣着钢镚儿、兜售偷来的电话卡的小贩们。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也是那个样子，孤独得要死。那时候我和另外九个女人合住，楼下有个酒吧。夜间酒吧里传来喊叫声和酒瓶砸碎的声音，吵得人无法入眠。我的大部分室友经常为了谁欠谁的什么东西，或者谁偷了别人的钱而争斗不休。我手里有点钱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妈。在电话另一端，街坊邻居们把电话传来传去，轮流和我说话，就好像我是个幸运天使。那时拉蒙是我的老板，但我们还没有在一起——那是两年后的事情。那阵子他做着一个家政服务的小生意，主要是在皮斯卡特维注。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他用批判的目光看着我。你是哪个村来的？

莫卡注。

干掉独裁者，他说，过了一会儿又问我支持哪个棒球队。

雄鹰队，我说，其实我对棒球根本不感兴趣。

老虎队注，他吼道。那是多米尼加唯一一支真正的球队。

他命令我去打扫厕所或者擦洗炉子时，用的也是这种嗓音。那时候我不喜欢他；他太傲慢，又太吵闹，所以在听见他和客户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哼小曲。但至少他没有像很多其他老板一样，一上来就要强奸你。至少他还没有那么坏。总的来讲，他不会色眯眯地乱瞅，也不会随便动手动脚。他有其他的计划，重要的计划，他是这么告诉我们的。看看他那个干劲，你就会相信他。

最初几个月，我的工作就是打扫房屋，同时听拉蒙吵吵嚷嚷。最初的几个月，我要在城里步行很远，苦熬着等星期天，好打电话给我妈。白天，我站在那些豪门大宅的镜子前告诉自己，我干得不错。下班后我回到家，精疲力竭地和室友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这样的生活虽然苦，但我已经挺知足了。

我是在拉蒙的生意垮掉（这儿的有钱主子不多，他没有气馁，如此自我开解）之后认识安娜·?爱丽斯的。几个朋友从中牵线搭桥，我在鱼市见到了她。我和安娜·?爱丽斯说话的时候，她在切割和拾掇鱼。我以为她是波多黎各裔，但后来她告诉我，她有一半波多黎各血统，另一半是多米尼加血统。分别是加勒比海地区最好的和最糟的民族，她说。她的手干起活来很伶俐、很准确，所以她切的鱼片整整齐齐，不像冰块上放着的其他鱼片那样参差不齐。你能干医院的活吗？她问道。

我什么活都能干，我说。

会有很多血的哦。

如果你能干这个活，我也能干医院的活。

我寄回家的最早几张照片就是她帮我拍的。在那些照片上，我穿得体体面面，咧着嘴笑着，怯生生的。其中一张是在麦当劳门口拍的，因为我知道我妈会很喜欢它浓郁的美国风情。还有一张是在书店拍的。我拿着书假装在看，尽管那是本英文书，我根本看不懂。我的头发梳得高高的，戴着发卡，耳后的皮肤看上去很苍白，好像不大见阳光。我瘦得皮包骨头，病恹恹的。最好看的一张照片是我在大学的一座楼前拍的。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