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单。勤杂工（大多数是黑皮肤的拉丁裔）会把脏床单送下来。我从来不直接接触病人；但他们通过床单上的污迹和印痕（用疾病与死亡拼出的字母）与我交流。有的污迹太深，我就得把这些太脏的床单扔进一个特别的篮子。有个巴伊托阿注来的女孩告诉我，她听人说，那个篮子里的所有东西都会被烧掉。因为那是艾滋病人留下的，她小声说。有的污迹已经褪色，说明有段时间了，但有的血迹非常新鲜，腥气很重。你要是看到我们洗衣房里有这么多血迹，肯定会以为外头在打大仗呢。的确是场恶战，不过是在人体内打的，新来的女孩说。

我手下的姑娘们不是很靠谱，但我喜欢和她们一起干活。她们会放音乐，闹别扭，还会给我讲笑话。我从不向她们大吼大叫，也不欺负她们，所以她们挺喜欢我的。她们都很年轻，是被父母送到美国来的，和我刚来时的年纪相仿。我今年二十八岁，来美国已经五年了，她们都把我看成是身经百战的老资格，但我刚来的时候孤独得要命，每天都心痛难忍。

有几个姑娘在谈恋爱，我就不能太仰仗她们。这几个人上班会迟到，有时一连旷工几周。她们有时连招呼都不跟你打一个，就径自搬去了纽约或友联布注。出了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得去找经理。他个矮，人瘦，鸟模鸟样；脸上没有胡子，但胸毛很浓，一直长到脖子那儿。我把情况告诉他，他就把跑掉的女孩的求职书找出来，撕成两半，声音干脆利落。不到一个钟头，就有某个女工送了个朋友来找我，申请空缺出来的岗位。

最新来的姑娘叫萨曼莎，是个刺儿头。她皮肤黝黑，眉毛很浓，一张尖酸刻薄的刀子嘴，让你往往在最没提防的时候被她伤到。有个姑娘跑去特拉华之后，萨曼莎补了她的缺。她来美国才六周，美国冬天的严寒让她瞠目结舌。萨曼莎上班没几天，已经两次把装洗涤剂的桶打翻了；她还有个坏习惯，就是干活时不戴手套，然后又用手揉眼睛。她跟我说，她前阵子生过病，被迫搬了两次家，同住的人还偷了她的钱。她那神情是典型的落水狗的怯懦和惶恐。干活就是干活，我告诉她，但我还是借了她不少午饭钱，还允许她用医院的洗衣机洗她自己的衣服。我原指望她会感谢我，不料她说我的嗓门像个爷们。

美国的天气一直这么糟糕吗？我听见她这样问别人。还会越来越糟糕呢，她们说。等着下冻雨吧。她远远看着我，皮笑肉不笑，有点犹豫的样子。她才十五岁，身材又精瘦的，看上去绝不像个当妈的，但她已经把她的胖儿子马诺罗的照片给我看过了。她在特地等我回答，因为我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但我没理她，继续干活。我也曾试着向她传授干活的窍门，但她好像根本不感兴趣，只是吧唧吧唧地嚼着口香糖，笑眯眯地看我，就好像我是个废话连篇的七十岁老太似的。我展开下一张床单，只见上面的血迹形状像一朵比巴掌略小的红色花朵。给我洗衣篮，我说，萨曼莎就把篮子一把撑开。我把这床单卷成球，抛了出去。结果正中靶心，拖边入了网。

一连洗了九个小时的床单之后，我下班回家了，边吃着蘸热油的冷木薯，边等拉蒙开着他那辆借来的车来接我。他要载我去看另一栋房子。他从一踏上美国的土地起就梦想着买栋自己的房子，辛苦了那么多年，攒了些钱，现在总算是有可能了。有多少人能走到这一步呢？只有那些坚持不懈、从不动摇的人，谨小慎微、一直走运的人。拉蒙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他对买房子的事认真得不得了，所以我也不能马虎。每周我们都出去找房子。他对这事可当真了，穿得整整齐齐，就像要去面试办签证似的。他开车带我在帕特森较僻静的街区转悠，那儿的树木枝杈遮盖着屋顶和车库。必须要小心谨慎，他说，我也同意。只要可能，他总会带我一块儿去，但我自己也知道，我其实帮不上多少忙。我不喜欢生活有什么大变动，我告诉他。他喜欢的房子在我眼里都是缺陷重重。看完房子，在车里的时候，他说我故意破坏他的梦想，还说我太顽固。

我们原打算今晚再去看一栋房子的。他走进厨房，拍着皲裂的双手，但我没那个心情，他也看得出来。于是他在我身旁坐下，把手放到我膝盖上。你不去吗？

我不舒服。

严重吗？

够严重的。

他揉揉自己的胡楂。如果这个房子特别合适呢？你要我一个人做决定吗？

我不相信这房子会很合适。

如果真的很合适呢？

你知道我不会搬去那儿的。

他沉下脸，看看钟，然后走了。

安娜·?爱丽斯在打第二份工，所以晚上屋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听着收音机里关于全国气温下降的新闻。我想淡定一点，但还是按捺不住，到九点钟的时候就把他放在我的橱柜里的东西——那些他不准我碰的东西——全都扒了出来，摊在面前。他的书，他的衣服，他的硬纸板盒子里装着的一副旧眼镜，以及他的两只破拖鞋。几百张过期彩票被卷成一小团一小团，一碰就散。还有几十张棒球卡，都是多米尼加球员，有古斯曼、费尔南德斯、阿洛乌家族等，画上的明星有用棒子击球的，有蜷身蓄力的，也有在垒线不远处防守平直球的。他留了一些脏衣服让我洗，但我一直没有工夫洗，正好今晚就把它们都摊开。裤脚翻边里和工作服袖口上的酵母气味还很重。

橱柜最上面一层有个盒子，里面放着一摞薇尔塔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