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和御用文人的不断“净身”和篡改曲解。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比如孟子，发挥孔子仁义思想的“亚圣”，便因为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等言，便被放牛娃出身的朱重八差点剥夺配享孔庙的资格，最后删去《孟子》全书八十五处。編成《孟子节文》了事。

从更层次来讲，历朝历代统治者或多或少都钳制言论。根本原因还是代表世俗权力的“治统”与代表意识形态的“道统”两者之间的争夺和矛盾。朱元璋“删孟”，是要将“治统”和“道统”合二为一，建立一个新道统。这个“新道统”的要害便在于，哪怕恶法，也是法，即使暴君。也是君，“法”和“君”的绝对权威不容丝毫置疑，更不允许反抗。

和儒者争夺道统的话语权，朱元璋们肯定是会成功的，因为他背靠国家机器、手握生杀大权。到了清朝的康熙。就更牛了，他径直宣告：“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从此只有皇帝才是最大的理论家、思想家，只有圣旨才是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至此被彻底颠覆。

没有约束的权力势必滥用，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是一个道理。朱永兴想得很深，绝不是简单的复古和删改。有纠正，有继承，有发展，一种思想理论如果不能依时代而进步，被历史的快车所抛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钱谦益，虽有污点，但学问是好的，是当时文坛领袖，又有幡然醒悟之举，可用；吕留良，虽应试清廷得诸生，但一直与坚持抗清的张煌言等保持联系，且对应考经历表示了深深的反悔与自责，可用；黄宗羲，变卖家产，多次抗清，后隐居著书，可用；顾炎武，嗯，可用……

朱永兴先粗略地将中意的名士大儒挑选出来，又命人尽量找来这些人所著的书籍，由段琬儿翻译念诵，以期有更深入的了解。为了能加快时间，他还请来了张煌言，直接向他请教咨询，获益匪浅。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令朱永兴感到惊讶的是，黄宗羲对经济也很有研究。其总结的“积累莫返之害”，被称为“黄宗羲定律”。说的是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这个定律进行深入研究，引申到工业社会企业税费负担中去，也是可行的。

这一下子，相比于顾炎武和黄宗羲，钱谦益、吕留良等人在朱永兴心目中的地位瞬间低落，虽然还有可用之列，但重视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

这二人才是自己所需要的思想理论的柱石。朱永兴赞叹感慨，立时便给情报局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延请二人南下，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二人安全。

至于钱谦益、吕留良等人，愿来则来，不愿来便在家中著书。朱永兴既然动了心思，便礼贤下士一回，亲笔写了书信，盖上印章，以示重视。

……………

第二百二十章增兵向北，郑军不稳（祝十一快乐）

夏季台湾地区高温多雨，在偏南风向下，风速和缓顺畅，利于舟师渡海。乘南风风轻浪平之利，六七月间是进兵的好时机。

郑经准备已毕，亲率五军都督周全斌、侍卫冯锡范、咨议参军陈永华进兵台湾。而郑泰则坐镇厦门，以防万一。

而明军在闽省稳步推进，连新兵带降兵，已经拥有六万之众，还有数万义勇乡民之助，开始了对福州外围的攻打。

七月初五，攻克福清；七月初七，光复永泰；七月初八，闽清投降，明军不战而取。至此，明军完成了由南至西对福州的半包围，只给耿精忠留下了北逃浙江的一条路。

七月初二，邓耀和杨彥迪合兵一处，先袭台州，然后突然北上长江口，于七月初八杀入黄浦港，进抵上海县，县令吓瘫于地。城中百姓喧传“王者已至”，有执梃而阻遏官府者，有包戴网巾者，有讹言惑众者，有恐喝官府者。清江宁巡抚周国佐火速领兵来援，却于青浦遭到六千多装备精良的明军陆战队伏击，五千清兵几乎全军覆灭，周国佐亦被斩于阵中。

七月初十，明军挟大胜之威攻击上海县城，县城衙役持刀向知县项下，挟持县令开城出降。明军在上海县城休整两日后，又抵江北崇明岛，崇明城中的清军兵力有限，不敢出战，任由明军占领崇明产米之乡——平洋山前东、西阜沙。

七月初三，长江水师进抵九江。清军南湖营水兵只有数百，不敢迎战，避而躲之。鄱阳湖穷苦渔民毛二半趁机鼓噪起事，聚众数千乘船冲破南湖嘴巡检司，进入长江投奔明军。长江水师得渔民指引。派战船十二艘，士兵千人，进入鄱阳湖，迫降南湖营水兵，然后轻取湖区的都昌县，劫掠府库后方驾船而回。

“海邑人民听其愚惑。皆乐贼来，全无一人守城，却有竟欲开门揖盗者。”

“海贼来去如风，江船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