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产量差强人意，但是张家岭的老少都认为这已经是高产，非常高兴，至少不用担心挨饿。

抢种完水稻。土围子里要修建公共厕所和下水道。

西池塘的边上筑起了土窑，开始烧制砖瓦和陶管。这是庄稼人必备的手艺，会烧，不精通而已。张春有了足够的粮食，但是买了再次买了两头牛后就没钱了，所以一切都要自力更生。

袁芳总算爬起来，死去的人活不过来，而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

土围子里一下子干净了起来，污水被下水道收集统一排到了南门前打谷场边的大粪池里。粪池边已经开始堆农家肥。粪池的傍边新修了一个四合院，里面喂了两头小猪，其它的地方就是牛棚。六头水牛，在云龙镇，也不是每个家族都有，这年头牛太贵了。其它家族都认为雇农和长工应该出力，连翻耕水稻地也都是人耕的，反而是一些自耕农家里养了一些水牛。

建完牲口院子和下水道系统后。张春就不敢折腾了。

不过土窑没停，张家岭开始烧窑。云龙镇以前窑口的两位师傅因为匪患，带着三个徒弟过来，他们没有粮食来源，春荒好过，但是熬到秋收不容易。两位师傅不会烧瓷器，但是一般的陶器还是能够烧的。而且平常人家谁用瓷器？反正张春家和张扬氏家都没有几个瓷器。张凤兰贩卖的也主要是陶器而不是瓷器。

两位老师傅接管了土窑就开始改造窑口，主要烧制土砖，张春说陶器要烧可以，但是要保证质量。牛头山有很好的陶土，但是老师傅们不敢把窑口开到牛头山。因为还不太#安全。所以每天只有三个徒弟到牛头山用板车拉一车陶土回来，陶器的产量被限制了，土砖没有限制。大块的土砖是用来在土围子外侧砌墙，一方面加固土围子，另一方面防止雨水侵蚀。这个进度不快。但是一直在持续。弄得西池塘已经快与北池塘连起来了。

有一点，张春不太明白，中国水稻种植技术的水肥管理已经非常成熟，农家肥的制作和田间施肥也是如此。为什么在湖北中部看不到一点这方面的痕迹？不过当张春进行讲解的时候，张秀清等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很快就能明白和运用，说老人们教过。很快，张春就知道了，原来只有自耕农才重视水肥管理，他们也有足够的材料制作农家肥，如果自己家不够，还会去富人家里挑粪肥回家来补充肥料的不足。

自耕农的收入和一年的粮食都要靠土地。但是到了雇农和佃农，甚至长工们就不重视田间管理。他们的劳动所得大部分交给了地主，有些就是农忙时的一点工钱来养活全家。比如以前的张家岭就是如此，这些农户家里的粪肥一般都用来田间地头种一点菜和红薯南瓜什么的，这些能够养家糊口。

农作物的秸秆都用来烧火做饭，因为整个牛头山都是张家的，想要砍柴，必须要把大部分柴火送到张家，而且如果张家不收柴火，农户就不能去牛头山砍柴。地里收的秸秆根本不够烧，所以到了秋冬的时候，都是成群结队到石女山里面的去砍柴，要冒着土匪抢劫的危险。

所以农户们就算知道利用麦草和稻草发酵成肥料，也不能冒着没柴烧的危险，也不愿意为地主白白打工。有粪肥还不如都用在菜地上。

地主呢？按道理来说地主们应该明白肥料的重要性。但是地主会在乎那么一点产量吗？他们不在乎，张家近三千亩土地差不多都收八成租子，上交田赋只有一千亩，还大部分是下等田。所以，张家集中了大量财富，没有给国家，没有给农户，都用在自己家的奢华生活了。

这种现象不是只有张家是如此，差不多全国都是如此。清末以来，土地兼并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方，自耕农接近于无，这种情况下，不是人们不懂农业技术，而是不想管也不愿意管。

所以“科技就是生产力”这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在合理的社会关系条件下”，科技才能够转化为生产力。否则就出现了科技退化的现象。

清朝实行了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按照田亩收取田赋，这在早期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但是却留下了土地兼并的口子。到了晚期，地主们兼并了再多的人口，逼死再多的人，朝廷都不在乎。只要按照田册交税就行了啊，所以辛宝久只是过来问张春是否能够交税，其它的事情，辛宝久一概不管。再加上保甲制度，实际上把地方权力交给了地主富户手中。地方与官府，官府与皇帝不过是大地主与小地主的关系。地主们自然要维护地主们的利益，牺牲的自然就是老百姓。

清朝的腐烂是从根子上的腐烂。

这不是一个开明的地主，比如张春能够改变得了的。因为即便张春采用了后世集体农庄的模式来促进农业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但是张春的后代呢？或者后代的后代呢？谁能保证后代不在轻松的财富获得和穷奢极欲的生活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的古话“富不过三代”，实际上就是这种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的表现出来的现象。

所以张春决定将农田在一定的时机分下去，至少在名义上要分下去，并且不允许土地兼并的情况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类似于后世“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当然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现在做不适合，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人口来进行精耕细作。

张春进行土围子里的卫生条件改造，其实就是最大限度地收集粪肥，利用夏收的麦草来进行大规模地农家肥制作。水稻是赶不上施肥了，因为没有相应的设施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