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午饭，却怎么都认不出那到底是些什么。“巴纳德，它们还用塑料盘子装着，搞得跟监狱里似的。”母亲面带忧伤地拿叉子戳了戳盘里的食物，又凑近闻了闻。

从那以后，母亲便给我带饭了。她为我带来大份的三明治，白面包里夹着厚厚的火腿切片或者芝士片，还用保温壶带来自家熬制的汤。“至少你能看出吃了什么。”母亲像喂养婴儿一样地耐心喂养我。我的舌头渐渐消肿了。从楼顶掉下来的时候，我几乎把舌头咬烂了。“这很常见。”他们告诉我。

我动了两次手术，才重新把屁股拼好。左脚和左胳膊全打上了石膏，没法弯曲。一个叫凯斯的护工问我他可不可以在石膏上签名，据说那上面如果一片空白会招来厄运，结果他在上面写了句脏话。于是菲律宾护士艾芙琳趁医生来会诊之前，再次涂上石膏遮住了他签的东西。

在推我去照X光与取药的路上，凯斯给我讲起医院的八卦趣闻。他不停地讲着那些慢慢死去或死状惨不忍睹的病人，似乎一辈子也讲不完。我不想听，但他说得眉飞色舞。有时我想，在别人面前他又会怎么谈论我呢？我这个姑娘，从高高的五楼摔下来，却奇迹般地存活了。以医院的标准来看，我比C区那些肠子内脏混在一起的人显然要幸运太多了。还有那个“被园艺剪剪掉大拇指的傻瓜”，我也要比她高级很多。

不可思议的是，我很快就习惯了医院里按部就班的生活。每天早上醒来，接受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护理与帮助。接着是医生会诊，我试着努力说出正确的话。最后便是等待父母的到来。他们一直在病房里忙些琐碎的小事情，医生一来就摆上病人家属那副典型的恭顺面孔。父亲因为我坐不起来不停道着歉，直到被母亲狠狠踢了一下脚踝。

查房结束后，母亲通常会去楼下广场的商店里转上一圈，回来的时候总是压低了声音感慨快餐店实在开得太多了。“巴纳德，心血管病房那个只有一条腿的男人，就坐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塞芝士汉堡和薯条。不亲眼看你简直不敢相信。”

父亲坐在床尾的椅子上，翻看当天的报纸。第一周，他一直在报纸上搜索对发生在我身上的意外事件的报道。我试着向他解释，在这座城市里，就算发生双重谋杀案也只会寥寥几笔带过。不过，在我的家乡斯托特福德，考虑到上周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是《超市推车在停车场停错车位》，上上周的头条是《鸭池状况让学生们伤心》，所以，一时半会儿怕是说服不了他的。

在最后一次骨盆手术后的那个周五，母亲带来了一件大码睡衣，以及一个超大的牛皮纸袋，里面装着很多份鸡蛋三明治。我不用看就知道那是什么：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