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猛然清醒过来时，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了。

我并非不明智地认为自己已然大彻大悟，到达了死生一如之境，但是，无论是死是生，不都是一样的吗？因为不管死去还是活着，都同样的艰难。那些求死的人大多是装腔作势之人。我迄今为止所受的苦，不过是为了体面而付出的辛苦罢了。这种迂腐的虚伪难道不应该打住吗？在你的信中有“悲痛的决心”等字眼，不过“悲痛”这个词，总是令现在的我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演技拙劣的色情男演员的表情。那表情何止不是悲痛，简直就是做戏。大船已快速离岸了，而且，扬帆起航的大船一定会给人们带来某种朦胧的期待。我已经不沮丧了，也不在意肺部的疾病了。从你那里收到这封写满同情的来信，我真的感到不知所措。我现在什么都不去想，只打算将自己的命运交付于这艘船，随波逐流。那天，我当即向母亲告知了一切，讲述时连自己都非常诧异地平静。

“我昨晚咯血了，前一天晚上也咯血了。”

没有任何理由可讲，也不是因为突然感到生命可贵了，只不过现在我不想再装腔作势罢了。

父亲为我选择了这所“健康道场”。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名数学教授。对于数字的计算或许还不错，却一次也没有计算过金钱。因为我家一贫如洗，我当然也不可以奢望舒适的疗养生活。这所简朴的“健康道场”，至少在这一点上很适合我。我没有任何可抱怨的，六个月我就痊愈了。以后再没有咯血，连血痰也没有。疾病的事我已忘却。这种“忘记疾病”的法子是痊愈的捷径，这是道场的场长说的。他是个有些古怪的人，因为是他给结核疗养病院起名为“健康道场”，为应对战争中粮食和药品的不足，发明了独特的与疾病抗争法，激励了许多入院患者。总之，这是一所奇妙的医院。特别有趣的事太多了，下次写信慢慢讲给你听。

对于我的事，请不要挂心了。也请你多保重。

昭和二十年（1945年）八月二十五日

[1] 即菲律宾诸岛。

健康道场

1

今天我就如约向你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所“健康道场”。从E市乘巴士大约一小时后，在一个叫做小梅桥的地方下车，然后应该再换乘其他巴士，不过小梅桥离道场已没有多远了。比起坐等换乘巴士，还不如走着去更快些。其实只有十丁[1]的距离而已，来道场的人大抵是从这里走着来的。就是说，从小梅桥沿着山脚下的柏油县道往南走大约十丁，看到右边山脚下有一扇小石门，从这里开始，有一条两边都是松树的路通向山腰。在这条松树林荫道的尽头，能看见两栋建筑物的屋顶。这里就是接收我的被称为“健康道场”的那个奇妙的结核疗养院。疗养院分为新馆和旧馆两栋。旧馆很普通，但新馆则是一座相当雅致而明亮的建筑。按规矩，在旧馆中积累了一定的锻炼经验的人，才会陆续搬入新馆的。但是，我由于精神状态不错，破例从一开始就住进了新馆。我的房间，是从道场正门进去右手边的第一个房间——“樱花屋”。各个病房都起了个好听得令人难为情的名字——“新绿屋”、“白鸟屋”、“向日葵屋”等。

“樱花屋”有十张榻榻米大小，是一间略呈长方形的西式房间。房间内并排摆放着四张床头朝南的结实的木床。我的床铺在房间的最里边。枕边的大玻璃窗下，有一个十坪[2]大小的名叫“少女池”（这个名字实在不敢恭维）的水池，池里的水凉爽而清澈，可以清楚地看到鲫鱼和金鱼游来游去。总之对于床铺的位置，我没有丝毫不满，说不定这是最好的位置呢。床是木制的，非常宽大，没有那层劣质的弹簧床垫，反倒睡着踏实。床两侧都有抽屉和搁板，即使将所有随身物品都放进去，也有空余的抽屉。

给你介绍一下同室的几位前辈吧。我旁边是大月松右卫门先生。人如其名，他是一位品行端正的中年大叔。据说他是东京的报刊记者，早年丧妻，现在家里只有一个已到出嫁年龄的女儿。女儿也和他一起从东京疏散到了这所“健康道场”附近的山里，时常来探望寂寞的父亲。这位父亲基本上不太说话。但是，平日寡言的人往往会突然变成令人恐惧的果断家。他的人格算得上高洁。虽说不无仙风道骨之感，毕竟时日尚浅，无法断言。漆黑的胡须很漂亮，但好像近视得厉害，镜片后面发红的小眼睛很朦胧。圆圆的鼻头上汗珠似乎长年不断在冒出，他总是不停地用毛巾使劲擦拭鼻头，因而鼻头犹如将要滴血一般通红。但是，当他闭目思考之时，却极有威严。说不定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的绰号叫“越后狮子”。这个绰号的由来我虽不清楚，却觉得颇为贴切。松右卫门先生好像也不怎么讨厌这个绰号。也有人说，其实这个绰号是他自己起的，此说的真伪无从探究。

2

越后狮子旁边的是木下清七先生，他是一个泥瓦匠。二十八岁，还是单身。此人是“健康道场”的头号美男子，肤色白皙无比，鼻梁挺拔，眉清目秀，可谓不可多得的俊美男子。只可惜，他总是踮着脚尖、轻轻扭着屁股走路，要是能把这种走路姿势改一改就好了。他为什么这么走路呢？莫非是觉得这样子走路更具有乐感呢？实在令人费解。他似乎知道很多流行歌曲，但比较起来，他最拿手的还是《都都逸》[3]这类的俗调，我已经听他唱过五六首了。松右卫门先生一向是闭着眼默默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