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听到一种召唤，隆隆如雷声。

文学的焦虑观

在《耶路撒冷》里布莱克写道：“我必须创造一个系统，否则便成为他人的奴隶。”与其说他道出了作家们的心声，不如说探到了作家们的心病。更有哲学家将这种心病阐述得像社会新闻的标题那样惊悚，大意是凡还没有创造自我的人，在存在论意义上就是有罪责的。这种心病可称为“焦虑”。

在探究这一心病方面，没有什么作品比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更有名。在书中布鲁姆把诗人的创作描绘成摆脱他人影响的种种尝试，并用弗洛伊德的方式对他的理论进行了一番包装。而实际上他的焦虑学说简而言之就类似于香港鬼片中鬼附身和驱鬼的情节，对付王尔德、史蒂文斯还成，一旦碰上莎士比亚这般的厉鬼就不灵了。尽管布鲁姆在回避了20年后以《影响的焦虑》再版前言的方式企图将莎士比亚纳入焦虑理论中，但他的那些臆测实在不能说服我，但我理解他的焦虑。要知道，莎士比亚就是布鲁姆的上帝，用自己的理论给造物主之上安排一个更高位阶的神癨，那是何等痛苦。

如果布鲁姆读过席勒在1795年发表的文章《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他不至于20多年来为莎士比亚耿耿于怀。在那篇文章中，席勒区分了这样两种类型的诗人：一种是在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环境之间，或是在他们自己的内心，意识不到有任何裂痕的人；另一种是意识到这种裂痕的人。对于前者，艺术是一种自然的表达形式，作为艺术家，他们理解自己直接看到的东西，为了它本身而去表达，而不是为了其他任何外在的目的。而对于后者来说，天地崩裂，不复统一，那个情与思和谐的世界已然消失，他所做的，就是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去追寻、重构那种和谐，以期重返那个世界，却又无时无刻不得不承载着断裂所带来的焦虑感。席勒将前者称为naiv（素朴的人），后者称为sentimentalisch（感伤的人）。素朴的艺术家同自己的缪斯喜结良缘，而感伤的艺术家与缪斯的婚姻却颇为不幸。因为前者的婚姻祥和快乐，而后者却要面对时代的紧张、冲突和焦虑。

按照席勒有趣的二分法，很明显，莎士比亚是素朴的艺术家，他没什么可焦虑的，而易卜生显然不是。塞万提斯是素朴的，而乔伊斯明显不是。巴赫是素朴的，贝多芬不是。李白是素朴的，杜甫则多半不是。无论如何，将作家的创作归因为摆脱他人影响的尝试，这是对易卜生、乔伊斯的矮化。他们的焦虑其来有自，绝非什么“影响的焦虑”。

而今焦虑的作家举目皆是，而席勒意义上的素朴的作家——和自己的创作手段和谐相处，普通人与作家的身份完整统一，没有自我意识或困惑，同时才华横溢，这样的人我很难找出一个。也许马尔克斯算半个？

扔书记

和一群熟人吃饭。席间有人热情地对我说：“我又新出了一本书，改天我拿来送给你。”连声称谢，心中却有点愧疚。他送了好几本得意之作给我，而今恐怕都已化为纸浆了。

他哪里知道，我有一个羞于启齿的习惯，那就是扔书。这个毛病是怎么养成的，不知道，估计和长时间居无定所有关。毛病一旦养成，就很难改变了。而今书架上的书往往就那么几百本，数量基本恒定，书名经常变换。

扔书之后自然痛快，可是扔的那一刻还是会犹豫不决。买书向来谨慎，手里有的书大多还算物有所值。一本书扔出手，要么是与我性情不合，要么是志趣全然相左，且营养不多。

扔掉了余杰所有的书。这是我记得的最快意的一段经历。还有什么比得上直接把一个秃子的假发扯掉更残忍也更痛快的事情呢？

我也扔掉了所有周国平的书。感谢他曾经在我的中学时代像一个假圣人那样得到我的崇拜，使我不至于像我的同学们那样成为少年犯。

我还应该扔掉几本董桥的书。陈子善编的那本《董桥文录》最值得一扔。董先生那自以为通透的文字，和纸浆是有相似之处的。扔。

印象中契诃夫、屠格涅夫很适合扔，顺手。这二位老人家被中国的翻译家们千般折磨，被中年作家们榨尽血汗，早不成人样了。扔。

至于《科学的历史》《宽容插图本》等等书籍，分量够沉，扔起来更有快感。如今的书商太聪明了，变了方儿地炒冷饭。把几块钱的东西做成几百页的厚本子，价格嘛，当然是以前的N倍。实际呢，除了字体放大外，无非就是在书里加一些莫名其妙的图片。这样的书，只能让人把对书的爱好变成仇恨。

西门媚说，她有一次买了一本书，名字叫《遍地风流》，作者是她喜欢的阿城。哪知道拿回家翻开一看，作者不是阿城，而署名阿成。书也不叫《遍地风流》，叫《胡地风流》。她一怒，把那书就从窗户扔出去了。她说，那是她扔得最痛快的一本书，因为她太愤怒了。可见一本书扔得痛快不痛快，关键是看它给你带来多大的愤怒。

相比之下扔熟人写的、熟人送的书就没有那么痛快了。别人辛辛苦苦弄了一本垃圾书出来，也花了不少心血，本来应该好好地放在书架上，哪怕是书脊朝里，也是尊重。可是人就是这么怪，你想将某种恶心东西宽容地视同无物，那它就偏偏会成为你辗转反侧的理由。看见这样的书出现在书架上，唯有扔之方后快了。小心翼翼把别人题有什么“雅正”“斧正”以及签名的扉页撕去，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