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原是众所期待的——留美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邀他任历史组的组长，并向胡适推荐说：“周一良恐怕要给他教授，给教授也值得。”赵元任也说史语所要有“新血”，周一良乃第一要紧之人，万万不可放过。归国之后，周先生已定下追随陈寅恪的心，暂回燕大停留，即赴清华执教。诚如后来杨联陞、余英时等人所讲，周先生是当时青年学者中“公认可传陈寅恪衣钵者”。周先生对陈之倾服不必说，陈对周也是青眼有加。早在周先生于燕大做研究生时，就“翻墙”去听陈寅恪的课。他形容自己听得过瘾，“就像听了一出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毕竟是书生》）1942年，陈寅恪则在一篇论文的前言中怀念留学美国的周一良，说过去他俩一个在北平，一个在南京，书信往复讨论南北朝时期的疆域氏族问题，各自皆所获颇丰。而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可见他对周先生期许之重。

然而形势遽变，世事迫人，周先生的学术之路可谓半途而废。季羡林先生曾回忆当年的牛棚岁月，每逢批斗，他与周一良、侯仁之三人的名字总是在高音喇叭里一并报出，仿佛“三位一体”。周之坎坷，因误入“梁效”更多一重，到后来在学术上“重获新生”，已是“时不我与”了。

说起书生的话题想不到也这般沉重，不如讲个小故事博读者一乐。周先生自幼受的是私塾教育，没进新式学校，到北平求学时就遇到了没有文凭的麻烦。想不到的是，当时北平制造假文凭乃是流行，琉璃厂的刻字铺就兼做这个营生。周先生就假借家乡一所中学的名义，找刻字铺伪造了一张高中毕业的假证书。

据周先生详细介绍，当时北平一般的大学是不会费事去核实文凭真伪的，但是比较知名的五所大学（北大、师大、清华、燕京、辅仁）情况则各有不同。其中只有辅仁大学因成立不久，尚有隙漏，故而他得以蒙混过关。

除了缴验文凭一关，更重要的一关是入学考试，其中最难是数学。而当时学界也有绝招儿：找人替考。周先生将准考证上的相片拿去照相馆做了“PS”，再请他的工程师表兄孙师白替其入了考场。据周先生说，当时代人考大学司空见惯，他的爱人也曾替朋友去考过中国大学，后来的大学同学中，也不乏报名顶替者。

联想到今日诸多的考场弊案，情节几乎雷同。问题是，今日作弊与“求学”二字还有关么？

对话难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是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遗憾败在莱辛手下，令押宝在他身上的人扼腕。在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里，奥兹写了一篇很不错的序言。他讲自己的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母亲会讲五六种语言，可他在童年时代与父母之间却缺乏对话。没有谈论过感情，也没有谈论过记忆和痛苦，梦想和梦想的破灭。

在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对话竟如此之难，好像出人意料，其实却是情理之中。回想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家庭关系，所谓对话恐怕更为稀有。

有一本《僧侣和哲学家》，也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法国人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ard）是一个藏传佛教的僧侣，在尼泊尔隐修。1996年，他和他的哲学家父亲在加德满都的一家客栈里进行了一番对话。那是在白夜酒吧聊到嬉皮士、大麻和宗教时，翟永明向我推荐的一本书。在美国的时候，她意外从楼梯上摔下来伤得不轻，躺在床上无法动弹。朋友在她的床边放了一些书。她就这样打着石膏，以一个固定的姿势读完了《僧侣和哲学家》。她觉得若没有那次受伤，恐怕很难碰见那本书，这简直是一种缘分。她还提到翻译者正是赖声川，译笔极好。

其实大陆也有此书的简体字译本，名为《和尚与哲学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翻译者是陆元昶。可惜的是，我翻阅了此书，就更想读到赖声川的译本。陆先生的翻译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差，只是有些硬，有些“隔”。一对身份极其特殊的父子，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对话，读者或译者得自己参与到对话里可能才能得其神韵。前不久一个朋友要去台湾游玩，问我需要买什么。我第一反应就是要她帮我找找《僧侣和哲学家》。她来去仓促，还是顶着台风去了诚品书店，结果失望而归。后来我在翟永明那里借到了。

对话本是一种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可惜现代人有意无意忽视了它。我记得国内有一本很有名的杂志叫《演讲与口才》。在那本杂志以及某种古怪思路的指引下，我们都成了自信而浅薄的辩才。一段时间，打开电视到处都能看见各种辩论会，以至于和人谈话张口就是：“对方辩友……”现在想来，那不是对话，也不算真正的辩论。

对话之难在伽达默尔与德里达之间体现得最具意味。关于“理解”，阐释学与解构论进行了一场“不可能的对话”（《德法之争》，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样的对话虽然困难，却又魔力非凡。因而毫不妨碍数年之后80多岁的伽达默尔继续向德里达发出对话的邀请：“那个让我关心解构论的人，那个固执于差异的人，他站在对话的开端，而不是在对话的终点。”

奥兹在小说序言中强调，“对话尚未结束，万万不能结束。”联想到伽达默尔对德里达说的那段话，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