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我爱读的书，并且乐意与我分享。这个想法很自私，可是我的确是这样想的。我有我的苦衷。

小时候，我祖父家的房子翻修，人们在屋梁上发现了一个木盒子。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打开一看，里面不过是一套线装书。正巧我也在场，于是他们把这个盒子当作礼物塞给了我。这是一套《芥子园画谱》，上海书局出的。封面已经发黄，里面的画却非常迷人，我一下子喜欢上了它。祖父告诉我，这套书大概是我曾祖父留下来的。曾祖父是旧时的一个小文人，手上有不少的书，其中以绘画书和医书居多。后来因为时局，祖父把曾祖父的书挑了整整八筐去悄悄烧了。这套《芥子园画谱》怎么留下来了却不得而知。看祖父的神情，我那时候觉得这书一定很值钱。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书的价值。

至于书的价值到底有多少，我很快就知道了。不久，我就拿《芥子园画谱》中的人物分册和同学换了十张烟盒！当时我非常兴奋，因为我终于有了一张“大中华”的烟盒。

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最深的耻辱。尽管我在人们面前总显得家中万卷的样子，但是我自己清楚，早在七岁那年我就注定和藏书无缘了。后来也的确如此，我的书架上永远就只有那么几百本书，书名可能不断在变，但数量几乎是一个常数。我的书架上唯一可以称得上一个“藏”字的也就是那残缺不全的《芥子园画谱》。而那本人物分册的消失不断地提醒我：在我与书之间有一道深深的裂痕。我骨子里希望自己拥有一座书城的梦想只能在别人的身上实现了。所以我想在朋友中培养一个藏书家。

做藏书家绝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业。我记得明朝有个叫王世贞的文豪，为了得到一本宋代刻本的《两汉书》，不惜用自己的一座山庄换取。当年为一本崇祯年间的刻本《吴骚合编》，郑振铎和一个盐商争得不可开交，最终空手而归。后来还是黄裳用几辆三轮车的明清刻本换得。这曾经是轰动上海滩的传奇。可见做藏书家得有一种义无返顾的豪情。

我的朋友中小D有收藏家的潜质。如果说，小D尚不具备以山庄换善本的实力，但起码具备了藏书家基本的素质，那就是“贪”。他把大半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在逛旧书店上。前段时间他似乎对植物志之类的书发生了兴趣，于是每次和他见面，就发现他的包里装着不同种类的植物志，什么《云南植物志》《大梁山植物志》。走在路上，他甚至会掏出一本植物图志来，与周围的花花草草一一对应，很得意的样子。

有一次小D对我说，他小时候就喜欢书。看见同学手里有，他就会去收集很多糖纸烟盒去和同学换。他还做过一支很漂亮的木头手枪，换来了一套《三国演义》的连环画。

我很愤怒。

不禁又想起我的那本《芥子园画谱》。换走它的那个小学同学的姓名我忘了，不过我真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会不会是一个藏书家？

格言控

昔日哈耶克准备给他的远房表兄维特根斯坦写本传记，后者的好朋友赶紧写信阻止他。那封信是这样写的：“假如维特根斯坦泉下有知，他肯定会说：‘你都瞎扯了些什么呀？’”（《维特根斯坦》，库·乌赫特尔等著，河北教育出版社）

事实上，哈耶克没见过维特根斯坦几面，之间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对话。他们第一次见面纯属邂逅，那时候两人都是炮兵少尉，只不过一人去休假，另一人休假完毕准备重返前线。当时哈耶克就觉察到了维特根斯坦透露出的对这个世界的不屑与轻蔑。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仍是邂逅。在同一间卧铺车厢里，两人的对话在一方看来是讨论，在另一方心中大概就是搭讪。因为哈耶克满怀期待，而维特根斯坦呢？他情愿把时间浪费在侦探小说上。（《海耶克论海耶克》，远流出版）

那封信打消了哈耶克做传的念头，不过似乎不妨碍他继续敬畏地回忆维特根斯坦的点点滴滴——把一本正经的东西抛给一本正经的家伙，自己随便瞎扯点儿什么，未必有害无益。要知道，维特根斯坦不仅生前是哲学明星，死后仍是电影的主角，T恤上的时髦图案。甚至有人为《逻辑哲学论》的片段配上轻快的德国舞曲，灌制成了磁带。这让我想起前不久读的悬疑小说《牛津迷案》（吉·马丁内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那本小说里，对于维特根斯坦，对于不可言说必须沉默的事物，作家的“瞎扯”十分精彩——又有几人真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当回事。当那些穿着浅蓝色长褂的人围着手术台忙个不停的时候，他们究竟是高明的医生还是营造气氛的演员，手术台上是否真有其人，鬼才知道。

就算维特根斯坦重临人间，他自己又能对此说些什么呢？归根结底，自我评价和评价一样，都是譬喻。在短暂的人生里，他总是怀疑信奉者误解和歪曲了自己的思想。可是，谁能跟上这个知行合一的人？他不断变更行踪，转换身份，几乎没有节制。他不止一次郑重地告别哲学生涯，去做隐居者、志愿兵战俘、小学教员、寺院园丁、医务助手、前卫建筑师、乐队指挥，甚至传说他到土耳其做了牧羊人。他是众人眼中的新型飞机发动机的发明者、多处挂彩的英勇战士、云游四方的圣人，还被人描述为魔术师、喜剧演员、靠面包雨水和沉默度日的荒漠行者，或者僧侣、神秘主义者和机械工的奇异结合体。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会在意哪一种比喻。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