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的坚定盟友，为波普尔的哲学提供炮火。在长长的盟友名单中，英国数学家和理论天文学家邦迪爵士说：“科学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就是波普尔所说的方法。”生物学家，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梅达沃爵士认为，波普尔是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另一位诺贝尔得主，澳大利亚神经生理学家艾克尔斯说：“我的科学成就归功于1945年我对波普尔关于科学探索行为的教导的皈依。”（《赵敦华讲波普尔》）

当然，激烈的争论是免不了的，但是他们之间没有背后的刀子，也没有突来的冷箭。就像波普尔所说，他与薛定谔（量子物理学之父）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争吵，连他都担心两人终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然而，他们总会回来继续之前的讨论——难怪波普尔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哲学家——假如他至死都不知道哲学家同行的暗算，那就可以肯定，他的确言出于衷。

与其职场，不如社会

在这个世界上，这三种“东西”中的任何一样成了商品，天下就不会太平。它们分别是：人、土地与货币。

别以为我在胡说，何况这也不是我的原创。当然，谁说的不重要，只要言之成理就成。我始终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故而那个观点也可以这样表述：人、土地和货币不应该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商品。

有意思的是，在主流经济学里，“商品”这个概念一点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重要。经济学家只是很敷衍地把可以销售的产品和服务统称为“商品”，甚至没有多少兴趣去给它下一个严格的定义。相比之下，我们的教科书要严肃得多——马克思把商品定义为“可以交换的劳动产品”。然而，货币是劳动产品吗？我们脚下的土地以及我们自己是不是产品？真是值得大家多多琢磨。

这里显然不是适合显摆理论的场合。即使不说货币，也不说土地，仅就“人”这一要素，我讲讲自己的故事。兴许大家能从中明白点什么。

那是十三年前，甚至更早之前的事情。当我做过工人、化验员、办公室主任之后，成为一家公司企划部的职员。在与媒体打了一段时间交道后，少年时期就埋下的种子重新萌发了——我想成为一名记者。

恰好看见本地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于是我把一切安排妥当，穿上一套藏青色的双排扣西装（别笑，那是当年最流行的）到报社应聘。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的准备仍然是无懈可击的：简历、证书、口试，再加上我的经历——要知道，我做了两年的人力资源，曾经经手过不低于三百人的招聘工作，自认为应付招聘颇有心得——足以打败当时站在我前面以及身后的上百个应聘对手。然而结果令人失望，面试之后我再也没有接到报社的任何电话。不仅如此，我还把自己全套的学历证明弄丢了。

接下来是情绪低落的一个月。过去的职业如今看来一文不值，自然没有干下去的必要。媒体的大门紧闭，并且根本看不出任何松动的迹象。我下载了一款《武林群侠传》，天天窝在家里，守着电脑钓怪鲶鱼。偶尔也上上网，看看新浪的金庸客栈或者读书沙龙。我在上面灌水拍砖，发泄无聊，间或贴几张漫画，反响还不错。我为上网投资不小，那时候一台配置中等的电脑也要8000块左右。

有一天邮箱里收到一封陌生网友的来信。他说自己也是成都人，在网上看见我的作品，觉得有意思，想约我见面。我正无聊呢，见就见呗。

没想到见面很投机，一起聊了不少博尔赫斯、卡夫卡之类的玄乎事儿。在一家路边小店吃烧烤喝二锅头的时候，网友听说了我做记者的想法，说：“嗨，干什么记者呀？去网站呀！”的确，那正值国内互联网首度红火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一哥们儿正在筹备一家门户网站，他给我联系联系。我一听，二锅头多喝了一瓶。

可是诸事不顺。我瞧他那朋友不顺眼，那朋友看我估计也是心里格登。结果网站没办成，只好再次“待字闺中”。我那网友倒是觉得歉疚，说要不你先去某报社房产版试一试，他另一哥们儿交上的新女友在那里做责编。我做过企划，知道所谓房产版其实就是拉广告的，不过心想，好歹跟我的记者梦沾边，就答应了。

没想到一去挺受欢迎的，试用期从三个月直接缩短为一个月，不用拉广告，做编辑。后来我才知道那哥们儿的女友向她的领导吹嘘，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撰稿人。老实说之前我的确在那杂志上发过三四篇千字文，可是算得了什么撰稿人啊。

干了不到半年，刚对工作流程有所熟悉，报社竟然关了。一时间，整个大楼乱作一团，我更是茫然无措。这时候领导找到我，说他的部门人员有两条出路，一是去本市第二大的报社继续做记者，二是转去某房地产专业报纸，可以挣大钱。他问我愿意去哪儿，我说跟你去那家大报社。只是没好意思说，我其实就想做一个真正的记者。结果我没在那家报纸呆多久，受不了那种官僚气，不出一个月，我又转去了一家还在筹备的新报纸。那时我已经被其他人视为媒体的老手了，在房产版呆了一段时间后，顺利地进入文化新闻部。

就这样，我在报纸杂志等媒体干了六七年，最后出于厌倦和失望，也因为新的理想，我开始了独立写作。

在我看来，自己的经历与《杜拉拉升职记》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所以，我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是所谓职场故事，而只有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