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恶魔效劳的妓女”，是“神的死敌”，是“一切邪恶的源头”，应当“扔进厕所里”。而只有像他宣称的那样真诚信任自己内心的声音，才能与神直接交通。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罪不能把我们与神隔绝，即使我们每天犯一千次杀人罪、奸淫罪，也还是如此。”他还发表文章，主张把教皇和教廷要员的舌头割下来钉在绞刑架上。这一切都显示出真诚的独特力量。弗里德里希·希尔甚至认为，由于贪馋，身体肥肿而死恰好能证明马丁·路德自己的理论：只要真诚的信仰，就可以从心所欲地行事为人，哪怕不断犯罪仍然不至于被罪压倒，因为一切罪孽都由基督承担了。“犯罪时也要勇敢；信仰时则更要坚强”，这是马丁·路德的格言。

有了马丁·路德，“真诚”最终在西方彻底扎根就不难理解了。伯林发现，到了18世纪中叶，圣哲、专家、有知识的人，像这类“通过理解的方法或通过基于理解之上的行动而获得幸福、美德或智慧的人，被为了实现自我而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险阻、不计任何后果的悲剧英雄所取代了”（《浪漫主义革命：现代思想史的一场危机》），不为别的，只因为后者更加真诚。无疑，对于旧有的注重结果的道德观来说，这种崇尚动机的道德观是颠覆性的。

伊朗总统内贾德建议在联合国大会上与布什进行一场有关国际问题的辩论，而如此真诚的愿望却被美国拒绝了，可见在大洋彼岸新的道德观仍有些根基不稳。相反，在我们这里，“真诚到永远”是深入人心的。前不久，一个演员斥骂同性恋是犯罪引来不少批评，之后一个“文化基督徒”就同性恋问题发表的文章把演员的意思表达得更为清晰。如果说前者的话因文化水平所限而显得愚蠢，那么我不得不说，后者的文字水平足以让他的思想闪耀着真诚的光辉。如果有人把这种真诚视为愚蠢的话，我必须为之辩护——哪怕是愚蠢，也是透明的。

遭到暗算，也很幸福

以证伪学说名世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讲过这样一番话：对于“理性的”来说，再没有比“批判的”更好的同义词了。他进一步解释说，“理性”或者“理智”，最佳的意义就是对批判开放——准备接受批判，渴望自我批判，并且将这种批判的态度尽量扩展开来。这种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态度，波普尔称之为“批判理性主义”。联想到汪晖在“抄袭门”中的沉默，就明白这是多么可贵的态度。

然而当真知成了常识，哲学家之前为此所做的努力迟早会被人遗忘，昔日的赫赫声名也将蒙上灰尘。波普尔的命运正是如此。这位深刻而清晰的思想者，红极一时的哲学家，死的时候也算哀荣备至。谁知两年不到，伦敦经济学院就将他生前的办公室改建成了厕所。（《悬而未决的时刻》，刘擎著）

不过，别以为死后的遭遇才是定论，除非它本身经过波普尔式的考验。再说了，从根本上讲，影响个人命运的因素多如牛毛，唯独与自己的生死无关。波普尔的早年生活够曲折了，干过木工活，当过小学老师，还做过被告，站在法庭上洗刷当保育员期间导致小孩骨折的指控。学术道路同样磕磕绊绊，少年早慧，偏偏物力维艰。半工半读，终于取得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纳粹上台，身为奥地利犹太人，只好跑路。到了英国，他那一套学问在分析哲学的大本营并不讨好，最后不得不远走新西兰。二战后回到英伦，处境也不理想，只谋得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职位。立足未稳，还得面对维特根斯坦“挥舞的火钳”。

关于和维特根斯坦的冲突，波普尔在自传《无尽的探索》里有记述。那是1946年，波普尔去剑桥国王学院演讲，两人当面发生激烈的争论。在谈到道德原则的有效性时，维特根斯坦坐在壁炉边上像教鞭一般舞动着火钳，质问波普尔：“给一个道德原则的例子！”波普尔的回答很直接：“不要用火钳威胁应邀访问的讲演者。”气得维特根斯坦摔门而去。

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尔的冲突尚存名士之风。相比之下，古典学者施特劳斯和沃格林的“暗算”则尽展传统权谋。在给沃格林的信中，老辣的施特劳斯批评波普尔的哲学毫无生命力，犹如“黑暗中的口哨”，然后试探他的同行沃格林：“您在什么时候可以告诉我您对波普尔先生的看法吗？……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会守秘密的。”而沃格林把撩拨当盛情，一点也不客气，在回信中大骂：“这位波普尔先生多年来并非一块绊脚石，而是必须从路上不断地把它踢出去的讨厌的小石子”，作品“卑鄙、粗野、愚笨”，半吊子且毫无价值。施特劳斯将信件转给科学哲学教授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他是决定波普尔能否取得芝加哥大学教职的关键人物。结果令他们满意，就像施特劳斯给沃格林的致谢里所说：“事实上您帮助我们阻止了一起丑闻。”（《信仰与政治哲学》）

那是1950年发生的事情，从波普尔的自传来看，对此他一无所知。相反，他觉得那年的美国访问相当不错。他很自豪地讲，当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时，爱因斯坦和玻尔都来参与讨论。要知道，这两位朋友可是针尖对麦芒的敌手。

其实，无论在那之前还是之后，波普尔一直与顶尖的科学家有着深刻的交流。早在1935年，爱因斯坦读了《研究的逻辑》就写信来支持他——科学家们是批判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