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只是对着一堆垃圾发挥想象的技巧”，又说：“人生的价值第一是取胜，第二是复仇”，貌似深刻，其实褊狭得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格言跟他的思想背景没有关系，跟他的行为方式也没有关系，只是闭门造车的产物。

反过来看作家高尔泰所说：“奴隶没有祖国。”这就是很好的格言。因为从中我们不仅能读出思想的深刻，也大致能想象他多舛的人生际遇。

再比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讲：“不要试图拉出比你屁股还高的屎。”相当鄙陋，却做到了大俗大雅。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看待世界和践行人生的方式——他的哲学任务就是探讨语言的准确性问题。如何化繁就简，如何去芜存菁，他干了一辈子。

当然，最好的格言总是产生于对话当中。在对话的时候，大家平等了，权力分散了，这时候，语言靠什么才有魅力？只是靠聪明，靠智慧了。

这让我想起有关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件事。上世纪50年代，哲学家波普尔到剑桥大学做一个小型演讲。在会场上维特根斯坦和他就多个话题起了冲突。大概是过于激动，坐在壁炉边的维特根斯坦举着拨火棍冲到了讲台前。他一边挥舞拨火棍一边质问道：“请举出一个道德原则的例子来！”波普尔举的例子是：“不要用拨火棍威胁演讲者。”气得他夺门而去。

如此，波普尔的回答就成了一句格言。

我的意思是，在如今的微博上，相似的故事正在持续上演。在平等的世界里，除非你坚持对话的姿态，否则你就只能做夺门而去的维特根斯坦。

墙的哲学

一大早买菜回家，路上被推销牛奶的摊点瞄上了。见我没有兴趣，牛奶小姐在我身后紧追不舍。一边追一边和我套近乎：“我一看你就是搞艺术的。”

这句话把事情弄复杂了。牛奶和艺术间的关系如何我真没有研究。至于艺术，我更是沾不上边。自忖除了头发长了一些，浑身上下无一处与艺术发生关系，既没有搞艺术也没有被艺术搞。牛奶小姐潇洒地画了一个圈，就硬生生把我和其他喝牛奶的芸芸众生区分开来。一个睡意朦胧的早晨完蛋了。

我想牛奶小姐并没有学过什么画圈的功夫，她只是自然而然地说了一句有可能带来数十元效益的话。她并没有想到画圈子既是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也是大家喜爱的生活方式。可她让我想起正在读的一篇文章，题目很长，叫《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学家的经线》，孙隆基）。其中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史实，那就是民族始祖黄帝的发明。

大多数国人并不清楚，所谓中华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是由黄帝开国，我们都是“黄帝子孙”的说法竟然是20世纪的产品。春秋以前的文献如《诗经》《书经》《论语》《墨子》《孟子》等都不曾提及黄帝，到了战国时代关于黄帝的传说才流行起来。到了汉朝，司马迁把黄帝列为帝系之首，后来演变成了方术的守护神，并非“民族国家”的奠基者。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中心人物是孔子，而非黄帝。只是到了晚清，面对诸强并起天朝欲溃的局面，当时的知识分子才有了民族主义意识，也才有了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及制造一个民族始祖的迫切需求。于是当年的革命党机关报上刊印出了黄帝画像，下面写着：“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黄帝“诞生”了。

有了黄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各地响应，“炎黄子孙”的说法也渐渐融入民众意识。人们用黄帝画的这个圈子不可谓不大。

不仅中国人会画圈子，老外画圈子的功夫也很了得。作为一个潜在的圣徒（艾略特语），西蒙娜·薇依似乎不应该说：“等级制度是人类灵魂必不可少的一种需求。”（《扎根》，西蒙娜·薇依）可是她说了。

我并没有嘲笑圈子的意思。事实上，我感觉圈子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得以存在的主要依据。圈子帮助人分辨我们和你们，没有圈子，人们也许会失去某种现实感。我只是有点担心人们太刻意太执着，把圈子看得过于神圣，以至于圈子越画越小，最后只剩下自己。这样的圈子已经不是一个心理意义上的东西，而成为实实在在的墙。

“墙”是一个老词。所谓老词，就是负载了太多的意义，而其本身已不大引起人关心的东西。墙可以化为民族的精神，成为“长城”。墙也可以成为政治与种族的沟壑，以前分开东西，今天隔开巴以。面对墙，一个人往往会被联想带到世界上任何一段时间任何一段空间，但是眼前的那堵实实在在的以砖土构筑的墙却是不存在的。佛家说：面壁思过，就是这个道理。

日本作家养老孟司写了一本书叫《傻瓜的围墙》，在书中他反复谈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为什么难以沟通？养老孟司认为墙分明就是我们的头脑。他说得很浅显，但的确值得人们好好想一想。

稍不留意，像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里讲的，卢梭的笔直接通往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的故事，或许还会发生，这就是由圈子演变为墙的大悲剧。

托洛茨基和野兰花

《萨义德访谈录》里有一篇访谈，题目叫《野兰花与托洛茨基》，可通篇看完，里面既没有托洛茨基，也没有野兰花。没有托洛茨基也就罢了，可“野兰花”三个字都不见踪影，这就让人不爽了（爱电影的人大概都知道我不爽的原因）。后来才知道，这托洛茨基和野兰花是有出处的，他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