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挽救了科斯托拉尼？好像不是。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叫瓦尔特·本雅明，他也是犹太人，德国有名的文化批评家。自从1933年离开德国开始流亡，他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巴黎度过。事实上，当科斯托拉尼飞快地逃离法国，本雅明正在巴黎——德国人并没有即刻进攻，直到1940年5月战火才真正延烧到那里。6月中旬，巴黎陷落前夕，本雅明逃到了法国南部。9月25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翻越比利牛斯山脉，来到了西班牙的边境小镇布港。可是因为西班牙临时关闭了关卡，不准难民们入境，当夜，绝望中的本雅明服毒自杀。

更令人唏嘘的是，就在他自杀的第二天，边境重新开放。他的同伴们都得以通关过境，途经西班牙，在葡萄牙的里斯本登船，最终抵达了美国。

是不是悲观主义害了本雅明？好像也不是。

美国人瓦里安·弗兰二战时期曾经帮助很多与本雅明有着类似境遇的人逃脱纳粹的魔爪。他曾经回忆到，在他帮助的那些逃难者中间，不少人即便是拿到了签证，拿到了跑路的经费，也可能因为恐惧而无法继续他们的逃亡之旅。

“他们对于停留表示出极度的不安”，弗兰说，“又对离去表现出巨大的恐惧。你把他们的护照和签证都给准备好了，可一个月后，你还是能在马赛的咖啡馆里看到他们。他们呆呆地坐在那里，等着警察过来把他们抓走。”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科斯托拉尼与本雅明的不同命运？本雅明没有留下答案。但是，科斯托拉尼有。他说，父亲曾经告诫他，世上的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人谈吐聪明，行动愚蠢；另一类则不善言辞，行动敏慧。科斯托拉尼认为，自己要做的，并且一直做的，就是成为后一类人。

本雅明是不是前一类人呢？不好说。毕竟，他只活了48岁，而科斯托拉尼差不多多活了一倍，直到1999年才以93岁的高龄去世。后者赢得了更多的为自己辩护的时间。

也许没什么意义——不过说完这两个人的故事，我方能安心地祝福朋友们。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大家都有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更祝愿大家有着独立的判断力与强健的行动力。

维特根斯坦与做博

刚接触twitter的时候我跟朋友们讲，前途无量啊前途无量，可惜大家的反响并不热烈。待到波斯有事，饭否出局，我还在电脑前痴痴地等，却赫然发现新浪微博才是正主儿。赶紧找当初新浪朋友给我的内测户名，结果邮箱、密码全给忘了。好不容易进到里面去，嗬，哪儿是什么微博，就是庙会嘛。

不清楚微博这种新玩意儿究竟会火多久，将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影响——改变尚待观察，但潮流不可不跟。你看张朝阳急的，竟然克隆了不少新浪微博（也包括我的）放在搜狐上！

就我的观察，微博最强大的功能是“围观”。就是说，当一个新闻事件出现，大家在微博上相互转发、评论，使信息传播频率呈几何倍数的递增。一个信息是否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不取决于这个信息的内容有多么重要，而是取决于它的传播频率——这是传播学的至尊秘诀。微博就是最好的证明。你看，最近一段时间里的各种热门新闻，哪一条不在微博中诞生？

当然更直观的是，微博改变了人们的日常语言。你想想，每贴限发140个字符，还不得重复，对于唐僧惯了的人，比如我，是多么憋屈的事情。不过呢，限制也有限制的好处。它像一把劈柴刀，剔除了思维中杂乱无序的枝节，让你最想表达的东西更加简洁有力。事实上，我觉得微博的兴起会让一种体裁恢复生机，那就是“格言”。

格言是一种老得找不到源头的体裁。不过从格言里可以辨析出两种成分，一种是智慧，一种是权威。这两种东西缺一不可。所以我猜测，格言的前身多半是命令。数万年前，甚至更早，当一个部族首领对部属说：“把你的鱼叉扛在肩上，这样更省力。”这是命令。如果同伴们不仅照做了，还到处传播：“头儿说了，把鱼叉扛在肩上更省力。”格言也就诞生了。

你们看《圣经》的《箴言篇》，什么“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什么“鞭伤除净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在古人眼里，它们不仅是聪明话，还是所罗门王的权威之言，故而全都是格言。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未必比古人聪明的现代人可能会多出一丝疑惑——权威和聪明难道是一回事吗？

太多的事实足以证明，人们的疑惑不是没有道理。稍有理智的人都清楚，有多少谎话在刀枪的簇拥里成为真理，就有多少言论在权柄的加持下成为格言——把掌握权力的人当作智慧的化身，这样的荒唐事我们没少干。

格言多次被人们抛弃，无一不是权力害的。权力给格言套上了警察的制服，把整个语言系统搞成了大监狱。在那种情形下，格言哪里只是一种体裁，或者一种句法结构？它根本就是戒条，是规则，是法律。更为极端的情况，格言干脆就是暴力。什么语法，什么逻辑，什么语感，通通不认。到后来连权力自己都忘了，没有正常的语言来帮衬，它根本屁都不是。

有人以为，格言是炮制出来的，其实不是。更多的事实证明，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中，格言才有真正的生命力。经济学家熊彼特是一个格言爱好者，特别喜欢格言写作。可是我看了一看，质量真是不敢恭维。比如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