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那孩子是他和这里的一个女佣的私生子。那女人也得白喉死了。几天之后，命运弄人，我的弟弟西尔韦斯特雷，大白天正说着话，忽然倒在地上，死了。托马斯的母亲在他小时候就过世了，现在又轮到他的父亲。接二连三遭遇这样的悲剧！有些人会消沉一辈子。有些人会借酒浇愁。而我的侄子选择倒着走路。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他这种怪异的默哀方式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伯父不明白的是，他之所以倒着走路，之所以背对世人、背对上帝，并不是在默哀。他是在抗议。当生命中你所珍视的一切都被夺走时，除了抗议，你还能怎么办？

他决定走一条绕远的路。他离开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新街，拐进萨克拉门托街。伯父家快到了，他记得前面有一盏路灯。回头看路时，他抬头望向伯父豪宅的背面，望着它精美的飞檐、繁复的线条和高耸的窗户。他感觉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随即注意到二楼拐角的窗后有个人影。那是伯父的办公室，所以多半是马蒂姆伯父本人。于是他转回头，故意昂首阔步，同时小心地避过灯柱。他沿着伯父宅院的外墙来到大门口，转身准备按门铃，手却停在了半空，然后缩了回来。尽管知道伯父已经看见他，在等他进去，他还是陷入犹豫。他从胸前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本古老的羊皮封面日记，把它从棉布套里取出来，背靠着院墙缓缓滑下，坐在人行道上。他凝视着日记的封面。

关于生命的文字

以及礼物的说明

神父乌利塞斯·曼努埃尔·罗萨里奥·平托

上帝谦卑的仆人

他对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已经十分熟悉，能够整段地背诵。他随意翻开一页读起来。

在贩奴船靠近岛屿、准备“卸货”之前，他们需要清点人数，打扫货舱。港口近在咫尺，他们开始把奴隶一个接一个扔进海里，左舷和右舷同时作业。有些奴隶身体绵软、无力反抗，其他的奴隶则虚弱地打着手势。这些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病得很重。第一类已经毫无价值，而第二类也必须处理掉，因为他们的病可能传染给别人，影响其他人的价钱。奴隶被活生生抛下海之前竭力呼喊，海风把他们的惨叫声送到我耳边，随即是落水的声响。他们沉入安娜沙维斯湾(3)，消失在海底那片堆满尸体的幽冥之境。

伯父家也是一个悬浮着早夭生命的幽冥之境。他闭上眼。孤独仿佛一条狗，循着气味凑上前来，绕着他转了一圈又一圈。他挥手驱赶，它却不依不饶。

短短几天内，他的生命无可挽回地枯萎了；几星期之后，他与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邂逅了。他在国立古代艺术博物馆当副馆长，那次发现源自工作中的一个偶然。里斯本的红衣主教若泽·塞巴斯蒂昂·德阿尔梅达·尼图向博物馆捐赠了一批文物，里面既有教会用品也有世俗物品，全是几个世纪以来在葡萄牙帝国的疆域内搜罗而来的。经过红衣主教尼图的许可，博物馆委派托马斯到塞尔帕平托街的主教档案馆展开研究，追溯这些精美文物的准确出处，查明每件物品——圣餐台、圣杯、十字架苦像、圣诗集，或是一幅油画、一本书——是如何辗转来到里斯本教区的。

迎接他的不是平常井井有条的档案馆。里斯本大主教的文件浩如烟海，历任秘书显然对整理文件这等俗务并不热衷。他走进一个被简单命名为“杂项”的区域。在堆放红衣主教若泽·弗朗西斯科·德门东萨·瓦尔德雷斯（一七八八年至一八〇八年任里斯本主教）文件的一个开放书架上，他注意到这本褐色封皮的手缝羊皮卷。封皮虽已斑驳褪色，手写的书名依然清晰可辨。

这是一个怎样的生命，一件怎样的礼物？他不禁好奇。会有怎样的说明？乌利塞斯神父又是谁？他稍微用力展开书页，书脊发出细骨头碎裂的声响。笔迹清晰地跃入眼帘，黑色笔触在象牙白的纸面上异常鲜明，仿佛刚刚写就。这些鹅毛笔书写的斜体字来自另一个时代。书页的边缘隐隐泛黄，说明写完之后就几乎没再打开过。他怀疑瓦尔德雷斯主教也不曾读过。封面和书内都找不到任何存档记录——无论是目录编号、日期，还是批注——而且档案馆索引里也没提到这本书。直觉告诉他，没人读过这本书。

他仔细查看第一页，注意到一段文字的上方标注了时间、地点：一六三一年九月十七日，罗安达。他小心地一页一页翻下去。更多的日期出现了。有记录的最后一年是一六三五年，但没有具体月份或日期。看来是一本日记。他还发现多处有关地理位置的记载：“拜伦多的群山……蓬戈安东戈的群山……本格拉古道”——全是葡属安哥拉的地名。一六三三年六月二日，一个新地名出现了：圣多美。这是位于几内亚湾的一座殖民地小岛，日记里对它的描述是“非洲头上掉落的一片头皮屑；这块大陆瘟疫肆虐，我们沿着它潮湿的海岸线往北航行数日方才到达”。他的目光落在几页之后的一句话上：Esta é a minha casa。“这就是家。”但这句话写了不止一次。重复的词语蔓延开来，同样的短句铺满了整页纸。密密麻麻的字母，每一行笔迹微微上下抖动：“这就是家。这就是家。这就是家。”然后这种重复戛然而止，文字回归到旅途的漫记。然而翻过几页，同样的句子再次出现，写满了半页纸：“这就是家。这就是家。这就是家。”再往后，它又一次出现，足足一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