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地回答说：“出狱的人有的会再次犯罪后重新回到这里来。我听那些人说我‘你还在吗’，我就很难受啊。有时也想干脆逃跑吧。”

“为什么没有逃跑呢？如果想逃跑的话，随时都能逃跑啊。”

佐久间歪着脑袋稍稍想了想，微微地笑着答道：“我已经累了呀！”

铃江回到所长办公室，反复回味着佐久间说的“累了呀”这句话。从十五年前的1936年从青森刑务所越狱开始，共计越狱了四次，反复逃跑、被抓。这需要穷极想象的智力和体力，“累了”这个表现里隐含着真实的感受。他作为人的力量在这期间恐怕已经消耗殆尽。在府中刑务所服刑，也许恰好是这个时期，面对意想不到的境遇，反抗心理变得淡薄，对越狱的执念突然萎缩了。疲劳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它就变成了“累了”的表现。

佐久间今后恐怕再也不会逃跑了。铃江对此坚信不疑。

佐久间开始过着平静的牢狱生活，是由于自己细心且大胆的处理所致。铃江知道这在狱卒以及上层机关人员之间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可是铃江的理解是，把佐久间当作人来看待的磨合确实大获成功，但接受他时恰巧是在他刚开始感到疲惫的时候。铃江还在想，自己之所以能将设定的方针贯彻到底，是靠狱卒严正的执勤和深刻的理解所致。平时与佐久间接触的是他们。是他们的人性化对待，才使佐久间失去了越狱的意志，这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作为外部条件，佐久间对北方的刑务所里严酷的寒冷怀有恐惧，对在设施齐全不会暴露在寒冷中的府中刑务所里服刑，怀有一种近似满足的情感，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他想到了佐久间的将来。佐久间已经头发斑白，皮肤也开始有些松弛。四十四岁，显得比真实年龄苍老。

铃江自1947年8月就任府中刑务所所长以来已经有四年多，近期内肯定会接到调动工作的任免书。他考虑在接到调令之前，能不能创造让佐久间从刑务所出去的可能性。

就连无期徒刑的犯人，如果在服刑期间不闹事，入监十年后也可以成为假释的对象被提上议事日程。可是，佐久间屡次越狱，而且因为逃跑罪加刑三年，因为逃跑、伤害致死罪加刑十年，按常识来考虑，就不得不在刑务所里悲惨地度过一生。

可是……铃江心想。这在法律上不能断定说是毫无希望的。原则上第一刑期的执行如果没有终结，就不能移到第二、第三刑期的执行上。佐久间的情况，第一刑期是无期徒刑，所以必须在刑务所里服刑到死。

根据检事的裁夺，如果同意将他与只按无期徒刑服刑的犯人同样处理，虽然半途中由于逃跑而中断了刑罚的执行，但在刑务所内已经过了十多年，所以再有四五年就能接受刑期执行终结的处理。

接着移到十年刑期和三年刑期的执行上，如果分别服刑三分之一，就能采用刑期终结的处理方法，所以佐久间如若度过那段刑期，就能获得临时假释的资格。

铃江心想也许会受到检察方面的阻挠，但他想为佐久间的将来打通一条假释的生路。而且，他去东京地方检察厅拜访检事正马场义续，详细说明佐久间以往的经历和服刑情况，恳请给予照顾，要求停止执行无期徒刑。

马场理解铃江的心情，答应会慎重考虑。

1952年3月，铃江受命调任大阪矫正保护管区区长。

铃江将全体服刑人员集中起来，向他们道别，还特地去单人牢房看望佐久间，语气和蔼地说道：“希望你今后还要振作精神……”

“谢谢您的关照。所长也请精神抖擞地工作……”佐久间说道，鞠了一躬。

后任所长是东京矫正保护管区第一部部长本田清一，他答应接管佐久间的假释事宜并继续努力。

铃江以后每次去东京会与后任所长见面，询问佐久间自那以后的情况。听说佐久间与善气迎人的看守们完全融洽，也没有明显的违规言行，作为模范犯人在服刑。

关于佐久间的假释，铃江屡次与所长交换意见，并一起去检察厅求情。

1956年2月，铃江就任东京矫正保护管区区长。1960年8月辞官，做公证人，后成了律师。

他在当公证人期间，听说佐久间于1961年12月12日假释出狱。佐久间，那年五十四岁。

1962年正月，佐久间提着礼物到千叶县我孙子町的铃江家拜年。以后每到正月，他都必然会去铃江家拜年。铃江有两次勉强婉拒，还把五千元和一万元的纸币作为零用钱给他，佐久间在这上面用铅笔写上所长的姓名，作为护身符带在身上。

他已经没有能称得上是故乡的归宿地，也没有身份保证人，所以寄居在刑务所附近的国分寺町司法保护会，在慈善家大岛金作经营的面包制作所里工作，不久他便离开了保护会。

根据他向铃江说的实话，与其寄身在规矩严格的保护会，他更想过无拘无束的生活，希望寄居在山谷里的简易投宿点，作为按天受雇的劳务工养活自己。

他在山谷里不辞辛苦地劳动着，所以总雇用他的建筑公司执着地劝他进公司，但他想保持自由之身，没有答应。

他每年都在新年里拜访铃江家，说起不幸的少年时代、家人关系，还用饱含着笑意的眼神说起越狱时的往事。那时他还脸色黯淡地透露假释后曾回过一次老家，但很多人都拒绝见他，他只好徒劳地返回东京。他心满意足地吃着铃江妻子做的新年料理，傍晚时恭恭敬敬地道谢后回去了。

他开始衰老，还患上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