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和湖泊再也不会和我第一天看见时一样了，那天，我被它们的神秘和威严迷住了。在那一天我曾相信自己隐匿了形迹。现在看来那一切似乎都不是真实的。

那个老师在那儿。她在做什么？

她在看湖。

为什么？

没有别的事可做。

有些人真幸运。

偶尔我不吃餐厅的午饭，虽然那是算在工资里的。我到亚孟森去，在一家咖啡馆吃饭。咖啡是波斯敦替代咖啡，最好配上罐装三文鱼三明治，如果他们有的话。吃鸡肉沙拉时一定要看仔细，里面可能有碎鸡皮和软骨。尽管如此，我在那里会感到更加自在，好似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关于这一点我大概弄错了。

咖啡馆没有女洗手间，所以你得去隔壁的旅馆，得穿过啤酒吧打开的门，店里总是黑漆漆闹哄哄的，飘出啤酒和威士忌的气味，一阵浓烈的香烟和雪茄烟雾能把你熏倒。但我在那里仍然感到自在。伐木工人和锯木厂工人从来不会像多伦多的士兵和飞行员那样对你大喊大叫。他们沉浸在男人的世界里，叫嚷着说他们自己的事，而不是来这里找女人的。实际上很有可能更渴望暂时或永远远离女人。

医生在大街上有一家诊所。只是一座一层楼的小房子，因此他一定住在别的地方。我无意间从护士助理那里听说他没有太太。在唯一的小巷里我找到了可能属于他的房子——外墙用灰泥粉刷，前门上方有一扇屋顶窗，书籍排放在窗台上。那个地方看上去冷清乏味却井井有条，让人联想到一个独身男人，一个生活规律的独身男人，可能营造的一种精确维持在最低限度的舒适环境。

那条唯一的居民街尽头的学校有两层楼。楼下供一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上课，楼上供九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上课。一天下午，我在那里看到了玛丽，她正在打雪仗。似乎是男生和女生对阵。玛丽看见了我，大声喊道，“嘿，老师”，然后把两只手里的雪球胡乱一扔，从街对面踱步过来。“明天见！”她转过头去喊道，那语气差不多是警告其他人都别跟过来。

“你要回家吗？”她说，“我也是。以前我搭红毛的车回去，但他现在走得太晚了。你怎么回去，乘电车吗？”

我说是，玛丽说：“哦我可以告诉你另一条路，你能省点钱。从灌木小路走。”

她带我走上一条狭窄但足以通行的小道，从小道上能够俯瞰小镇，然后穿过树林，经过锯木厂。

“这就是红毛走的路，”她说，“这条路高一些，但也短一些，你到了疗养院就转弯下去。”

我们经过锯木厂后，脚下出现了几条伸向下面树林里的丑陋的小路和几座简陋的棚屋，里面显然有人住，因为外面堆着木柴，拴着晾衣绳，屋顶上冒着炊烟。从一座棚屋里跑出一条像狼的大狗，狂吠嗥叫。

“闭嘴！”玛丽喊道。她飞快地团起一个雪球，朝那只畜生扔过去，正中它的眉心。它迅速转过身去，她已经又团好一个雪球，砸向它的屁股。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走出来喊道：“你会打死它的。”

“谢天谢地把这个恶心的垃圾赶走了。”

“我让我男人上去揍你。”

“谁信你的。你家的老男人屁都打不着。”

狗远远地跟着我们，发出不怎么有用的威胁叫声。

“什么狗我都能对付，别担心。”玛丽说，“我敢打赌，要是我们遇到一头熊，我也能对付。”

“这个季节熊不是应该在冬眠吗？”

我被狗吓得要命，却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是的，但谁知道呢。之前有一头熊跑了出来，跑到了疗养院堆垃圾的地方。我妈妈一转身，一眼就看到了那头熊。红毛拿出枪来把它打死了。

“红毛曾经带我和安娜贝尔去乘雪橇，有时候也带其他孩子去，他的哨声很特别，能把熊吓跑。音调特别高，人的耳朵听不见。”

“真的啊。你见过那哨子吗？”

“不是那种哨子。我的意思是他会吹口哨。”

我想到了教室里的表演。

“我不知道，也许只是为了让安娜贝尔不害怕他才那么说的。安娜贝尔不会驾雪橇，他得拖着她。我就紧跟在她后面，有时候我会跳上雪橇，他就会说这东西是怎么了，这么沉，有一吨重。然后他会试图突然转过身来抓我，但他从来没抓住过。他会问安娜贝尔是什么东西让雪橇这么沉，你早饭吃什么了，但她从来不说。如果还有其他孩子在我就不会那么做了。只有我和安娜贝尔去的时候最好玩。我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朋友了。”

“学校里的那些女孩子呢？她们不是朋友吗？”

“只有在没有其他人玩的时候我才和她们在一起。她们什么都不是。

“安娜贝尔和我的生日在同一个月。六月。我们过十一岁生日的时候，红毛带我们到湖上去划船。他教我们游泳。嗯，教我。但他得一直托住安娜贝尔，她没法真的学游泳。有一次他一个人游了很远，我们在他的鞋里灌满了沙子。过十二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不能像上次那样随便到任何地方去，但我们去了他家吃蛋糕。安娜贝尔甚至连一小块蛋糕都吃不下，于是他带我们开车兜风，我们把一块块蛋糕从车窗扔出去喂海鸥。它们像疯了似的互相争抢，尖声鸣叫。我们笑疯了，他不得不把车停下，抱住安娜贝尔，这样她就不会大出血了。

“再后来，”她说，“后来他就不许我去看她了。反正妈妈一直都不想让我和那些得肺结核的孩子待在一起。但是红毛说服了她，他说必要时他会制止我的。他真的那么做了，我气坏了。但她不会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