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她在一次烫伤事故之后被禁止自己煮咖啡了。

在圣诞节前，她的情形一直在变坏，还发生了几次令人害怕的状况，接着雷请到了假。他们去了城里，在那里找到几位医学专家。伊莎贝尔立即被收治入院，雷住进了医院为外地来的病人家属提供的一个房间。突然之间，他没有了任何职责，只需要每天去看伊莎贝尔，长时间地陪着她，记下她对各种治疗的反应。刚开始，他试图分散她的注意力，轻快地与她谈过去的事，或者他观察到的医院和他瞥见的其他病人的情况。他几乎每天都散步，不管天气如何。他也告诉她每一次散步的见闻。他带上报纸，读新闻给她听。终于，她说：“你太好了，亲爱的，但那些似乎对我已经没有用了。”

“什么没用？”他反驳说。但她说：“哦求你了。”在那之后他就安安静静地读从医院图书馆借来的书。她说：“如果我闭上了眼睛，别担心。我知道你就在那儿。”

前段时间她从紧急护理病房被转到了另一间病房，那里有四个女病人，病情都和她差不多，虽然有一位病人偶尔会兴奋起来，对着雷大叫：“给我们一个吻。”

有一天他走进病房，发现另一个女人躺在伊莎贝尔的床上。有一瞬间，他以为她死了，却没有人告诉他。但是那张斜放着的病床上那位喋喋不休的病人喊道：“在楼上。”语气中带着些许欢快和满足。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早晨伊莎贝尔没能醒来，于是她被移到另一层楼，似乎医院把没有希望好转——比之前那间病房里的病人好转机会还要渺茫——却拒绝死亡的病人都集中在那里。

“你倒不如回家去。”他们对他说。他们说如果有任何变动他们会和他联系。

这个建议有道理。一个原因是，他住在医院为家属提供的房间里的时间已经满了。加上马弗里警察局给他的假期早已经过了。所有迹象都表明回去是正确的。

然而他却留在了城里。他在医院找了一份做养护的工作，打扫卫生，清理物品，擦洗地板。他找到一套带家具的公寓，里面只有基本的生活用品，离医院不远。

他回了一趟家，但只稍作停留。他一回家就开始安排卖房子和房子里的所有东西。他让房产经纪负责处理此事，自己则尽快离开；他不想向任何人解释任何事。他也不在乎那个地方发生的任何事。在镇上居住的所有那些年，他所了解的关于小镇的一切，似乎都从他身边溜走了。

他在镇上的时候的确听说了一些传闻，是关于那位联合基督教会牧师的丑闻，他想让妻子跟他离婚，理由是他通奸。和教区居民通奸已经够糟糕的了，但似乎牧师并没有尽力保守秘密，偷偷溜走，默默等待恢复正常生活，或者去内陆某个被遗忘的教区任职，而是选择了承担犯错的后果。他不只是坦白承认。他还说，一切都是虚假的谎言。他装腔作势地宣讲自己并不完全相信的四福音书和戒条，他关于爱和性的大多数布道，他墨守成规、胆小羞怯、闪烁其词的建议：全是虚假的谎言。现在他自由了，可以自由地告诉他们，在赞颂精神生活的同时赞颂肉体生活，这是多么令人欣慰啊。那个让他获得自由的女人似乎是利亚。雷听说她的丈夫，那个音乐家，曾经回来要带她走，但她不愿意跟他走。他说都怪那个牧师，但他——那个丈夫——是个酒鬼，因此没有人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他。但他妈妈一定相信他，因为她把利亚赶出了家门，把两个孩子留了下来。

在雷看来，这些都是令人厌恶的闲言碎语。通奸，醉酒，丑闻——谁对谁错？谁会在乎？那个女孩已经长大，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学会了沾沾自喜，讨价还价。时间被浪费了，生命被浪费了，被那些争抢刺激却对真正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的人浪费了。

当然，当他还能对伊莎贝尔说话时，一切都不一样。并不是伊莎贝尔会寻找答案，而是她会让他感觉到这个问题比他所考虑的要复杂得多。最后她会笑起来。

他的工作很顺利。同事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保龄球队，他感谢了他们，但说他没时间。其实他有很多时间，但这些时间他要和伊莎贝尔在一起。留心任何变化，任何解释。不让任何事悄然溜走。

之前那些护士说 “嗨，我的夫人”或者“好了，太太，我们到这边来”的时候，他还提醒过他们：“她叫伊莎贝尔。”

后来他习惯了她们这样对她说话。因此，不管怎样，变化还是有的。如果在伊莎贝尔身上找不到，他还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每天去看她一次。

后来他每隔一天去看她一次。再后来每星期去看她两次。

四年。他想这一定接近最高纪录了。他问那些照看她的人是不是这样，她们说：“嗯。快了。”她们习惯于对每一件事都含糊其辞。

他一度坚信她在思考，但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他已经不再等她睁开眼睛了。他只是不能离开，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

她从一个非常瘦弱的女人变成了——并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堆别扭的不合衬的骨头，头发像小鸟的羽冠，呼吸飘忽不定，每一分钟都可能死去。

有几间用作康复与健身的房间和医院相连。通常他只看见这些房间没人时的样子，所有器材都收了起来，所有的灯都关着。但是有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他穿过大楼离开时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看见有一盏灯还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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