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留下好印象了。她喜欢别人喜欢她；她喜欢搅动房间里的气氛，让人看到甚至可以称作快乐的希望。对此她比我想得更多。

现在我想，她是更像妈妈的那个。

她一定被盘问对狗做了什么。我想我能记得一些对话。

“我这么做是为了恶作剧。”

“你想去和爸爸住在一起吗？”

我相信她被问到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她说了不。

我没有问她任何问题。她做的事在我看来一点儿都不奇怪。也许年幼的孩子就是这样——异常强大的年长的孩子做任何事都不会显得不正常。

我们的邮件被投递在路边一根杆子上拴着的一只锡铁盒子里。除非风雨特别大，妈妈和我每天都走过去，看有什么给我们的东西。我午睡起来后我们就去。有时候一整天里我们只在那个时候出门。早晨，我们看儿童电视节目，或者我看电视她看书。（她放弃阅读的时间不长。）我们热些罐头汤做午饭，然后我去午睡，她接着看书。现在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胎儿在肚子里动来动去，我能摸到。孩子的名字叫布兰迪——已经起好了布兰迪这个名字——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天，我们沿着小巷走过去拿信，实际上当时我们已经离信箱不远了，妈妈停住了脚步，一动不动地站着。

“别出声。”她对我说，虽然我一句话也没有说，甚至没有玩穿着靴子在雪地里拖着脚走的游戏。

“我没出声。”我说。

“嘘。转身。”

“但我们还没拿信呢。”

“别管了。只管走。”

接着我注意到，布丽兹原来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不在前面就在后面，现在它不见了。马路对面有另一只狗，离信箱只有几英尺远。

我们回到家，把等着我们的布丽兹放进来，妈妈立即给剧院打电话。没有人接听。她又打电话给学校，请人告诉校车司机，让他把卡萝送到家门口。结果司机没法这么做，因为上次尼尔铲过小巷里的雪之后又下过雪了，但是他——那个司机——一直看着她走进家门。那时狼已经不见了。

尼尔的看法是根本就没有狼。就算有，他说，也不会给我们造成危险，也许因为冬眠，它一定很虚弱。

卡萝说狼不冬眠。“我们在学校学过。”

妈妈想让尼尔弄一支枪。

“你想让我弄支枪，去杀死一只该死的可怜的母狼？也许灌木丛里还有它的一群小狼崽，它只是想要保护它们，就像你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平静地说。

卡萝说：“只会有两只小狼。它们一次只生两只。”

“好吧，好吧。我在和你妈妈说话。”

“你又不知道，”妈妈说，“你不知道它是不是有饿着肚子的小狼崽或其他什么。”

我从来没想过她会那样和他说话。

他说：“别紧张。别紧张。我们想一想。枪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如果我去弄支枪，那我说什么？说越南还好吗？说我也该到越南去？”

“你又不是美国人。”

“你可激怒不了我。”

他们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些，结果是尼尔不必去弄支枪。我们再也没看见过那只狼，如果那是狼的话。我记得妈妈不再去取信了，但不管怎么说，也许只是因为她的肚子变得太大了，她去拿信已经不轻松了。

雪奇迹般地变小了。树仍然光秃秃的没有树叶，妈妈让卡萝早晨穿着大衣去上学，但放学后她是拖着大衣回家的。

妈妈说她怀的一定是双胞胎，但医生说不是。

“太好了。太好了，”尼尔说，他完全赞同是双胞胎的想法，“医生知道什么。”

沙砾坑里积满了融化的雪水和雨水，卡萝去乘校车时不得不绕着坑缘走。那成了一汪小湖，在晴朗的天空下，湖面平静，波光粼粼。卡萝不抱什么希望地问，我们能不能在里面玩耍。

妈妈说别发疯。“水一定有二十英尺深。”她说。

尼尔说：“也许十英尺。”

卡萝说：“边上不会有那么深。”

妈妈说就有那么深。“水会突然变深，”她说，“这和海滩不一样，妈的。离那个地方远点儿。”

她开始经常说“妈的”，也许比尼尔说得还多，语气更加恼怒。

“我们也该让狗远离那个地方吧？”她问尼尔。

尼尔说这不是个问题。“狗会游泳。”

一个星期六。卡萝和我一起看《友好的巨人》，边看边做出扫兴的评论。尼尔躺在沙发上，沙发展开就是他和妈妈的床。他在抽他那种烟，因为上班时不能抽，作为补偿，周末他要尽量多抽。卡萝有时候会去烦他，让他给她抽一根。有一次他给她抽了，但让她不要告诉妈妈。

不过，当时我也在，我告诉妈妈了。

妈妈非常惊恐，但并没有吵闹。

“你知道他会马上把孩子们从这儿带走的，”妈妈说，“下次别这样了。”

“下次不了，”尼尔顺从地说，“要是他给她们吃有毒的卜卜米垃圾食品呢？”

刚开始，我们根本见不到爸爸。后来，圣诞节后，我们被安排每个星期六去见他。妈妈每次都问我们过得好不好。我每次都说好，我说的是真话，因为我认为如果你去看电影或者去看休伦湖，或者在餐馆吃饭，那就说明你过得好。卡萝也说好，但她的语气表明那不关妈妈的事。后来爸爸冬天到古巴去度假（妈妈谈起这件事时带着些惊讶，也许还有赞许），回来后得了流感，久治不愈，见面中止了。本应在春天恢复见面，但一直没有。

关了电视之后，卡萝和我被打发去屋外，就像妈妈说的那样，四处跑跑，呼吸新鲜空气。我们带着狗一起。

到了外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开妈妈围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