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些失常的人，一个好心情。

她边朝门口走去边寻找一个可以按的按钮或者门铃。但没必要——门自己开了。进去之后，里面显得更加宽敞，更加高大，玻璃微染蓝色。地面全都铺着银色地砖，是那种孩子们喜欢在上面滑来滑去的地砖，有一瞬间，她想象着病人们为了寻开心在地砖上滑来滑去和滑倒的情景，这让她的心情轻松起来。当然地砖不可能像看上去那么滑，你可不想让人在上面摔断脖子。

“我没敢尝试。”她用迷人的声音对脑子里的某个人说，可能是她的丈夫，“不能那么做，是不是？我可能会发现自己面前就是那个医生，那个准备给我测试精神稳定性的医生。那么他会怎么说？”

现在一个医生也看不见。

，不会看见医生的，是不是？这里的医生不会坐在诊台后面等着病人出现。

她甚至不是来看诊的。她得再次解释说她是来确认明天约见医生的时间和地点的。所有这些让她感到非常疲劳。

有一张圆桌，高度及腰，深色的桌板看上去像是红木，尽管很可能并不是。现在桌子后面没有人。当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她在桌上找按铃，但没有看见。然后她开始寻找有没有医生名录，或者主管医生的名字。也没有看见。你会以为这里应该会有办法找到某个人，无论是几点钟。在像这样的地方应该会有某个随叫随到的人。

桌子后面也没有什么显眼的杂物。没有电脑或电话或文件或可以按的彩色按钮。当然，她还没有绕到桌子后面，那里很可能有锁，或者她看不见的隔层。接待员够得到但她却够不到的按钮。

她现在对桌子不再抱什么希望，转而更加仔细地观察四周。房间是六角形的，每隔一段距离有一扇门。共有四扇：一扇让光线照进来和访客走进来的大门；一扇在桌子后面、看上去可能通往办公室的不开放的门，那可不是简简单单就能通过的；另两扇门一模一样，相互正对着，显然通向长长的侧翼、走廊和住院病人的房间。每扇门上方都有一扇窗户，窗玻璃看上去很干净，任何人都可以透过窗户看到里面。

她走到一扇也许可以进去的门前敲了敲，然后试着转了转门把手，但转不动。门锁着。她也没法透过窗户看清楚里面。走近了之后她才发现，窗玻璃表面有波纹，镜像变形了。

正对面那扇门的窗玻璃也一样，门把手也一样。

她的鞋走在地上发出的咔嗒声，窗玻璃给人的错觉，毫无用处的光滑的门把手，这些让她比她愿意承认的更加沮丧。

然而她没有放弃。她按照刚才的顺序又试了一遍那两扇门，这一次她用尽全力转动把手，同时大声喊道：“有人吗？”声音一开始听上去微不足道，傻里傻气，接着就变得愤愤不平，但并没有变得更有希望。

她挤到桌子后面，几乎不抱希望地砰砰敲那扇门。那扇门甚至没有把手，只有一个钥匙孔。

没有办法，只能离开这里，回家。

她想，这里的一切看上去都那么令人愉快，精美讲究，却并不假装要为公众服务。当然喽，他们把住客，或者说病人，或者随便被称作什么的人早早地推上床，每个地方都是同样老掉牙的套路，无论环境多么迷人。

她一边还在想着这一点，一边推了一下入口的门。门太重了。她又推了一下。

又推一下。门纹丝不动。

她能看见外面放在露天的一盆盆花。从路上开过的一辆车。柔和的傍晚的光线。

她得停下来想一想。

这里没有开灯。很快就会暗下来。尽管外面还有一线阳光，屋里似乎已经在变暗了。没有人会来，他们都已经完成了工作，至少是在楼房这一部分的工作。现在他们安顿在哪里，就会一直待在哪里。

她张开嘴大声叫喊，却似乎发不出声音。她浑身发抖，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让呼吸进入肺里。仿佛喉咙里有一张吸墨纸。窒息。她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不同的事，不仅如此，她还必须相信不同的东西。冷静。冷静。呼吸。呼吸。

她不清楚慌乱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还是很短的时间。她的心在咚咚地跳，但她差不多安全了。

这里有一个女人叫桑迪。她别的胸针上写着这个名字，而且南希认识她。

“拿你怎么办好呢？”桑迪说，“我们只不过想让你穿上睡袍。你却吵吵闹闹，像一只害怕被做成晚餐的小鸡。

“你一定是做梦了，”她说，“梦见了什么？”

“没什么，”南希说，“过去我丈夫还活着而我还开车的时候。”

“你有辆很棒的车吗？”

“沃尔沃。”

“瞧，你脑子真好使。”

多莉

那年秋天我们谈到了死亡。我们的死亡。那时富兰克林八十三岁，我七十一岁，我们自然为葬礼（我们决定不办）和在已经买好的一块地上的安葬（立即下葬）做了安排。我们决定不火化，这种做法在我们的朋友中间非常流行。没被安排的只剩下实际的死亡，那交由天意决定。

一天，在离住处不远的乡下开车转悠时，我们发现了一条以前不知道的路。那里的树——枫树、橡树和其他的树——非常高大，但都是次生林，说明那一片地曾经被开发过。一度是农场和牧场，曾经盖过房子和牲口棚。但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路没有铺柏油，但并非没有人走。看上去似乎每天都有几辆车经过。也许有卡车把这条路当作捷径。

这很重要，富兰克林说。我们绝不想躺在那里一两天，乃至一个星期，都不被发现。我们也不想留下一辆空车，而警察不得不徒步穿过树林，寻找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