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弄。他们对自己太全神贯注了，我想。那是一种我不知道从何而来的表达。富兰克林出去准备拖车时她也跟了出去，仿佛一刻也不愿意让他离开视线。

她走出去时回头大声说她对我感激不尽。

富兰克林按响喇叭，向我告别，他平常从来不这么做。

我想跟在他们后面追上去，把他们砸成碎片。我在家里踱来踱去，一个令人极度兴奋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地占据了我的心。我已经非常清楚我该做什么了。

很快我就出门上了车，把家门钥匙从前门的投信口丢了进去。我带了一只箱子，虽然我已经差不多忘记自己在箱子里装了什么。我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说我要去核实一些关于玛莎·奥斯坦索的情况，然后开始写一段长一些的留言，是给富兰克林的，我不想让格温和他一起回来时看见，因为她一定会和他一起回来的。留言说他一定要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唯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欺骗，或者说自我欺骗。除了他承认自己想要什么，没有别的办法。让我看着这一切，这太荒唐太残忍，因此我走开。

我接着说，毕竟没有任何谎言比我们对自己说的谎言更加糟糕，不幸的是，接下来我们不得不不断说谎，才能把令人恶心的东西压在肚子里，让我们活活被吞噬，这一点他很快就会发现。诸如此类的话，一种痛斥，在如此短的便条里变得有些里唆，杂乱无章，越来越缺乏尊严，没有风度。现在我明白，这段话必须重写，然后才能让富兰克林看见，因此我得把便条带着，随后再寄给他。

在车道尽头我拐上与村子和修理厂相反的方向，很快我似乎就沿着一条主干道朝东开去。我要往哪里去？如果不很快拿定主意，我就会开到多伦多了，在我看来，在那里我不但找不到可以躲藏的地方，反而一定会遇上和我过去的幸福以及富兰克林有密切联系的地方和人。

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掉头朝科堡开去。那是一座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去过的小镇。

还不到中午。我在镇中心的一家汽车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我从正在打扫前一晚客人住过的房间的女服务员身边走过。我的房间昨晚没有人住，很冷。我打开暖气，决定出去走走。而当我开门的时候，却开不动。我浑身发抖，站立不稳。我锁上门，穿着衣服上了床。我还在发抖，于是把被子一直拉到耳朵边。

我醒来时，已经是阳光灿烂的下午，我的衣服被汗湿了，紧紧地贴在身上。我关了暖气，在箱子里找了衣服换上，然后出了门。我走得很快。我饥肠辘辘，却感觉自己不可能放慢脚步，或者停下来吃饭。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非不同寻常，我想。在书本里不是，在生活中也不是。应该有，也一定有，应对这种事的被用滥了的办法。比如像这样走路，当然。但你不得不停下来，甚至在这么小的镇子上你也得停下来，避让车辆，等红灯。还有笨拙地四处走动的人，一会儿停，一会儿走。还有一群群的学生，就像我曾经维持秩序的那些学生一样。为什么有这么多学生，像白痴一样大喊，尖叫，他们的存在是多余的，完全没有必要。到处都是扑面而来的侮辱。

所有的店铺和招牌都是一种侮辱，所有汽车停下和发动的噪音。到处都在宣告，这就是生活。仿佛我们需要它一样，更多的生活。

在店铺终于渐渐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小木屋。空置着，窗户上钉着木板，等着被拆毁。这是以前人们在不太重要的节日里留宿的地方，在汽车旅馆出现之前。接着我想起来自己也住过。是的，在它们沦为——也许当时是淡季——人们下午出来偷情的地方时，我也曾经是其中之一。那时我还是实习老师，如果不是那些如今在窗户上钉了木板的木屋，我甚至不会记得就是在这座镇子上。那个男人是个老师，年纪比我大。家里有太太，毫无疑问还有孩子。会有人受到伤害。她一定不能知道，那会让她心碎的。但我一点儿都不在乎。就让它碎吧。

如果尽力回忆，我会记得更多，但不值得那么做。不过这让我将脚步放慢到正常速度，转身朝汽车旅馆走去。梳妆台上放着我写好的信。信封已经封口，但没有贴邮票。我再次出门，找到邮局，买了一张邮票，把信封扔进了它该去的地方。几乎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不担忧。我原本已经把它留在了桌上，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结束了。

散步时我曾经注意到一家餐馆，要下几级台阶才能进去。我又找到那家餐馆，看了看贴在外面的菜单。

富兰克林不喜欢在外面吃饭。我喜欢。我又走了一会儿，这次是以正常的速度，等着餐馆开门。我在一家店铺橱窗里看见一条喜欢的围巾，我想应该进去买，它应该很适合我。但当我把它拿起来后又不得不放下了。那种丝绸的手感让我恶心。

在餐馆里，我喝了酒，等上菜等了很长时间。餐馆里几乎没有顾客，他们刚开始安置晚上表演的乐队。我走进洗手间，惊讶地发现自己看上去和平常完全一样。我想知道有没有可能某个男人，某个老男人，会想与我结识。这个想法很荒诞，不是因为他可能的年龄，而是因为我脑子里除了富兰克林之外不可能想到任何男人，永远不可能。

菜上来后我几乎什么都吃不下。不是菜的问题。只是那种一个人坐在那里独自吃饭的奇怪感觉，那种令人目瞪口呆的孤独，那种不真实感。

我想到了要带安眠药，尽管我几乎从来不吃。实际上那药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