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外面不太乐意那么说话。他能自然地加入正在进行的无论什么谈话之中，他明白需要做的就是永远不说任何与众不同的话。妈妈却恰恰相反。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清楚干脆，都是为了吸引注意。

现在正是那样的情况，我听见她在笑，笑得很高兴，仿佛是对没有人和她说话的补救。她在询问我们可以把大衣放在哪里。

结果是我们可以把大衣随便放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有人说，可以放在楼上的床上。要上楼必须爬上一段两边是墙壁的楼梯，楼梯里没有灯，要到楼上才有。妈妈让我先去，她一会儿就来，于是我去了。

这里的问题可能是参加舞会是否真的需要付钱。妈妈可能留在下面处理钱的事。另一方面，如果人们需要付钱，还会带这么多点心来吗？那些点心真的像我记忆中那么丰盛吗？在每个人都很穷的情况下？但是也许他们已经感觉不那么穷了，因为战争期间有了一些工作机会，士兵也会寄钱回家。如果当时我真的是十岁——我记得是十岁，那么这些变化已经有两年了。

厨房和客厅各有一个楼梯口，两段楼梯汇合成一段之后通向楼上的卧室。我在收拾过的第一间卧室脱掉大衣和靴子之后，仍然能听见妈妈在厨房里的响亮声音。但我也能听见客厅传来的音乐声，于是下楼朝客厅走去。

除了钢琴，房间里的所有家具都被移走了。窗户拉上了我认为特别单调的墨绿色的布窗帘。但是房间里的气氛并不单调。很多人在跳舞，端庄地互相搂抱着，在小小的圈子里拖着脚走着舞步或者摇摆着身体。两个还在上学的女孩在跳刚刚流行起来的舞，面对着面做出方向相反的动作，有时候拉着手，有时候不拉手。她们看见我的时候还微笑着以示招呼，我高兴得仿佛心都融化了，任何比我大的自信女孩注意到我的时候我都会这样。

房间里有一个你不可能注意不到的女人，她的裙子一定会让妈妈的裙子黯然失色。她一定比妈妈大不少——她有一头白发，梳成光滑精致的所谓大波浪，紧贴头皮。她身材高大，宽肩丰臀，穿着一条金橙色塔夫绸长裙，方形的领口开得很低，裙摆刚过膝盖。短袖紧紧地裹着她的手臂，手臂上的肉丰满、光滑、雪白，像猪油一样。

这是令人惊讶的情景。我从前不曾想到会有人看上去既年老又精练，既结实又优雅，如此大胆却又如此端庄。你可以说她厚颜无耻，也许后来妈妈就这么说了——她会用这样的词。更宽容的人大约会说优雅庄重。除了裙子的式样和颜色之外，她并没有真的在炫耀。她和那个陪伴她的男人彬彬有礼地、甚至有点心不在焉地跳着舞，就像一对夫妻。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我以前从没见过她。我不知道她在我们镇上声名狼藉，说不定还传到了更远的地方。

我想如果我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回忆曾经发生过的事的话，我绝不会让她穿那条裙子。她不需要这样的广告。

当然，如果我住在镇里，而不仅仅是每天走读上学，也许就会知道她是个有名的妓女。我就一定会在某个时候见过她，就算她没穿这条橘色的裙子。我不会用妓女这个词。坏女人，我更可能这么说。我会了解到她身上有某种恶心、危险、兴奋和大胆的东西，却并不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如果有人试图告诉我，我想我不会相信他们。

镇上有好几个人看上去与众不同，也许对我来说她只会是其中之一。有一个驼背男人，每天都把镇政厅的大门擦得锃亮，据我所知他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还有一个看上去很正常的女人，总是不停地高声自言自语，责骂根本看不见的人。

我最终会知道她叫什么，并发现她真的做了我不相信她会做的事。而那个我看见和她跳舞的男人——他的名字我大概从未知晓——是台球房的主人。我上中学时，有一天，我和几个女孩经过台球房，她们激我走进去，我进去了，他就在里面，是同一个人。尽管彼时的他头发更加稀疏，身材更加粗壮，穿着更加破旧。我不记得他对我说过什么话，但他没有必要对我说话。我飞快地跑回朋友身边——她们终究不算真的朋友——什么也没有告诉她们。

看见台球房主人的时候，我回想起那天舞会的整个场景，嘭嘭作响的钢琴和小提琴的音乐声，那时的我认为荒唐的橘色裙子，妈妈的突然出现，身上还穿着她可能根本就没有脱下的大衣。

她站在那里，穿透音乐用我特别不喜欢的那种声调叫我，那种声调似乎在专门提醒我，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全要归功于她。

她说：“你的大衣在哪里？”好像我把衣服放错了地方。

“在楼上。”

“那就去把它拿下来。”

如果她自己去过楼上就会看见大衣在那里。她一定根本没有走出过厨房，她一定一直在忙着摆弄点心，大衣只是解开了扣子，却没有脱下，直到她朝跳舞的房间看去，发现了那个穿橘色裙子跳舞的人是谁。

“别磨蹭。”她说。

我没想磨蹭。我打开通向楼梯的门，跑上几级台阶，发现转弯处坐着几个人，挡住了我的路。他们没有看见我来，而是似乎正致力于某件严肃的事情。但准确地说，并不是在争论，而是在急迫地交谈。

其中两个是男人。穿着空军制服的小伙子。一个坐在台阶上，另一个坐在下面一级台阶上，向前俯着身子，一只手放在膝盖上。一个女孩坐在上面一级台阶上，最靠近她的那个男人正安慰地轻拍她的腿。我想她一定是在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