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一辈子都在实施这个念头。他把攒的所有钱都投了进去，妈妈也拿出了她当老师存下来的钱。他盖了给动物住的畜栏和畜棚，围起了铁丝围栏，以防关在里面的动物跑出去。这块地有十二英亩，大小正好，有一块牧场以及足够的牧草，可以养我们自己的牛和等着喂给狐狸吃的老马。牧场一直伸向河边，上面种了十二棵榆树。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经常屠宰动物。老马得变成肉食，每年秋天都会有一部分毛皮动物被宰杀，只留下用来育种的动物。但我对此习以为常，可以轻易地忽视这一切，为自己营造一个净化后的场景，像是我喜欢的书里会有的那种场景，比如《绿山墙的安妮》或《银色森林的芭特》。我得益于给了牧场绿荫的榆树，波光粼粼的河水，以及从牧场上面的河岸涌出的令人惊喜的泉水。牛和难逃一死的马都喝泉水，我也带一只锡铁杯子接泉水喝。四周总是有新鲜粪便，但我完全忽视它们，绿山墙的安妮一定也是这么做的。

那个时候，有时我得帮爸爸干活，因为弟弟还太小。我用水泵打新鲜的水，在一排排的畜栏边走过来走过去，清理它们的饮水罐，然后给里面重新注满水。我喜欢这些工作。工作的重要性和频繁造访的孤独正是我所喜欢的。后来，我得留在屋里帮妈妈干活，我的话语之中充满了怨恨和好斗的情绪。这就叫“顶嘴”。我伤害了她的感情，她说，结果就是她会到牲口棚去向爸爸告我的状。然后他不得不中断工作，用皮带抽我一顿。（当时这不是罕见的惩罚。）被打之后，我会躺在床上哭，计划离家出走。但是那个阶段也过去了，十几岁时我变得温顺，甚至快活，擅长幽默地讲述我在镇上听到的事或者学校发生的事。

我们家的房子比较大。我们不清楚房子究竟建于何时，但应该不到一百年，因为一八五八年是第一个移民在博德明——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消失了——定居的那一年，他为自己造了一只木筏，沿着河顺流而下，砍掉树木清理出一片土地，那里后来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村庄。那座早先的村庄很快就有了一家锯木厂，一家旅馆，三座教堂，以及一所学校，也就是我上的第一所学校，那所让我如此害怕的学校。后来河上建起了一座桥，人们渐渐明白，住在河对岸的高地上会方便很多，于是最初的定居点慢慢缩小，变成了我刚才说过的破旧不堪的古怪的半座村庄。

我们的房子不会是早期定居时最初建起来的那批房子之一，因为它的外墙是砖砌的，而那些最早的房子都是木头的，但也许它是在之后没多久建的。它背对着村子；面朝着西边，对面是微微倾斜的农田，农田一直向下延伸到一道被遮住的转弯处，河流就在那里转了一个所谓的“大弯”。河那边是一片墨绿色的常青树林，可能是雪松，但距离太远了，难以看清。在更远处，另一座山坡上，有另一座房子，远远看去很小，正对着我们的房子，我们从不去做客，也无从了解，对我来说那就像故事里的小矮人的房子。但是我们知道住在那里的那个男人的名字，或者说有一段时间他曾经住在那里，因为现在他可能已经死了。罗利·格雷恩，这是他的名字，除了这个像故事里的小矮人会有的名字，他在我现在正在写的文字里不再扮演角色，因为这不是故事，只是生活。

妈妈在生我之前曾经两次流产，因此一九三一年我出生的时候，他们一定感到心满意足。但那个年代，前景越来越灰暗。事实是爸爸开始做毛皮生意的时间有点儿晚了。他所期望的成功也许在二十年代中期更可能获得，那正是毛皮刚开始流行，人们也有钱购买的时候。但那时他还没有开始做这一行。不过，我们仍然挺了过来，挺到了战争初期，挺过了整个战争时期，在战争结束时生意一定还有过一阵令人鼓舞的好转，因为就在那年夏天爸爸修整了房子，在原来的红砖外面刷了一层棕色涂料。房子砖块和木板装配的方式有点问题；它们本该把寒冷挡在外面，却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据说刷一层涂料会有所帮助，然而我记不起来这层涂料曾经发挥了作用。我们还有了一间浴室，没有用过的小升降机成了厨房里的橱柜，带明楼梯的大餐厅变成了带封闭楼梯的普通房间。这个变化给我带来某种难以言说的安慰，因为爸爸以前老在餐厅打我，痛苦和羞愧让我恨不得死掉。而那时环境的改变让人甚至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上中学了，每一年都学得更好，因为我们不再学习如何缝褶边和用正确的握笔姿势写字，社会课被历史课取代，而且可以学习拉丁文。

然而，在那个季节的重新装修带来了乐观情绪之后，我们的生意却再次枯竭，这一次再没有恢复过。爸爸把所有的狐狸剥了皮，然后是水貂，换来了少得可怜的钱，那时他白天拆毁那些见证了那项事业诞生和消亡的牲口棚，下午五点钟到铸造厂去上晚班，半夜十二点左右才回家。

我一放学就回家给爸爸做午饭。我煎两个农家肉卷，浇上很多番茄酱。我给他的保温瓶装满浓浓的红茶，还装进一个涂了果酱的麦麸松饼，或者厚厚的一块自制煎饼。星期六，有时候我做煎饼，有时候妈妈做，虽然她的烘焙技术越来越靠不住了。

有一件事正向我们袭来，比收入减少更加出人意料，更加具有毁灭性，尽管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那就是早期帕金森病，症状在妈妈四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