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脑袋，不让哪怕是一丝最微弱的光线照射到他眼睛里。他把整个身子缩成一小团，双腿抵住了下巴，就这样，像木头人似的躺着，不敢动一动，不敢把腿伸直。为了抵御地下室里的寒气，他把衣服像一座山似的压在自己身上，但他并不感到沉重，只觉得身体冰冷冰冷的。每听到一息象征生活的声音，他就觉得自己目标太大而又没有东西可以遮蔽。于是他把身子缩得更小，默默地呻吟着，但并不是用声音，也不是用思想呻吟；因为此时此刻，他害怕自己的声音，害怕自己的思想。他在祈求着什么人，别让白天到来，让他可以永远躺在这一大堆破布片下面，既不动弹也不思想，而以自己的全部意志去阻挡正在来临的白天，促使自己相信黑夜还在继续下去。这时他最希望的，就是有人从背后用手枪抵住他后脑勺上凹进去的地方，朝他开一枪。

可是白天还是来临了，它是遍及各地的，不可遏制的。它不容分说地召唤人们去生活，于是整个世界都开始动起来：人们开始说话、干活、思索。在地下室里，头一个醒来的是女房东玛特莲娜，她已经是个老婆子了，却有一个二十五岁的情夫。她先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后来又到希兹尼亚科夫房门口忙活着什么，把水桶碰得叮当乱响。希兹尼亚科夫感觉到她已近在咫尺，于是屏住呼吸，决定如果她叫唤他的话，一句也不理睬她。但她没有叫他就走开了。过了两个来小时，另外两个房客醒了，一个是妓女杜妮雅莎，另一个是老太婆的情夫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后者虽然还年轻，但大家都这样尊敬地称呼他，因为他是个大胆、机灵的小偷，此外还在干些什么，不过人们只是有所猜疑，谁也没敢谈论过。希兹尼亚科夫最怕的就是这两个人醒来，因为他们俩有权要把他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一醒来，就可以随随便便走进他屋来，坐在他的床沿上，用手捅他，勾起他思索，引他谈话。有一回他喝醉了酒，同杜妮雅莎不知怎的相好上了，还答应要娶她；虽然她当时只是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但真的以为他爱上了她，便处处庇护着他。这杜妮雅莎是个愚蠢、邋遢的姑娘，一身臭味儿，常常给抓进地段警察所里过夜。而同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呢，他们三天前还曾在一块儿喝得醉醺醺的，互相拥抱、亲吻，并发誓结为终身好友。

门口响起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生气勃勃的、爽朗的讲话声和他轻快的脚步声。这使希兹尼亚科夫害怕得愣住了，他期待着，忍不住出声地呻吟起来，于是益发感到害怕了。他们一起喝酒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两个人坐在一家小酒馆里，店堂里只有一盏灯，周围又昏又暗，黑压压的顾客们不知为什么都压低着声音说话，于是他们两个也一样悄声地交谈着。当时，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的脸色苍白而激动，怨天尤人地抱怨做小偷的艰难，并且不知为什么伸出一只手来，让他摸摸没有接合准的断指骨。希兹尼亚科夫吻了吻他，对他说：

“我喜欢小偷。他们都是勇敢的人。”他说着，就举杯同对方挽臂而饮，从此誓同手足，虽然他们之间早就以“你”相称了。(1)

“我也喜欢你。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又谅解干我们这一行的哥儿们，”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回答说，“你看看我这只手：嗬，什么样的手啊！”

那只白白的手又伸到他眼前。这手以它的苍白而招人怜悯。希兹尼亚科夫当时突然若有所悟，只是现在已记不清所悟的是什么，而且也不可能再记起了。他当时吻着那只手，而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则自豪地嚷道：

“这就对啦，我的兄弟！我们宁肯死，也决不屈服！”

这以后，他就觉得天旋地转起来。他眼前一片混乱，人们叫着，嚷着，吹着口哨，灯光在跳动。当时，这是一种欢乐，而现在，当墙角落里躲藏着死神，而白天正从四面八方步步逼近，迫使你必须生活、必须行动、必须为着什么去斗争、必须有所祈求的时候，这使他感到痛苦，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害怕。

“你还睡着哪，老爷？”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在门外讥讽地问道，可是没有得到回答，便又加了一句，“好吧，睡你的去吧。”

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的熟人很多，都来找他。一整天，大门吱吱嘎嘎响个不停，不断传来低沉的谈话声。那门每响一次，希兹尼亚科夫都以为这是来找他，要把他带走；因此，他在被窝里愈缩愈紧，并久久地谛听着，分辨到底是谁在说话。他等待着，痛苦地、全身战栗地等待着；虽然世界上谁也不会到他这里来找他。

过去，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总之很久以前，他曾经有过一个妻子，但已经死了。在妻子去世前很久，他曾有过兄弟姐妹，而更早一些时候，还有过一位美好的、他称之为母亲的人，但形象已经依稀、模糊了。现在，他们都死了；也许，他们之中有的还活着，但也都已经消失在这茫茫无际的世界中，似同死了一般。他自己也很快就要死了——这一点，他很清楚。今天，他要是从卧榻上起来，两只脚将哆哆嗦嗦地站立不住，双手也将不听使唤，尽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这就是死。但在死来到之前还得活，而这一点，对于一个身无分文、患着病而且失去意志的人来说，实在是一项可怕的任务。因此，希兹尼亚科夫完全陷入绝望之中。他甩开盖在身上的被子，双手猛地朝身背后弯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