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

文学是联系我们的最初纽带。在安娜·梅尔塞德斯臣服于我那野蛮的蟒蛇、满脸的胡须、假发以及Lee牌牛仔裤之前，就已经爱上了诗人与他粗俗的诗。“野蛮的蟒蛇”，在此原谅我的大言不惭；这都是那些女诗人说的，一条大蟒蛇。

真是难忘的一刻。她在我面前摊开作业本，展示最初的几篇习作。令人动容的美丽，唇边乞求的微笑，完完全全的谦卑。那是梅尔塞德斯第一次在我面前表现出谦卑，也是最后一次。

基努·巴戴尔在《城市报》的周日增刊争取到了四分之一个版面，用于开设青年诗人专栏，希望我能和他一同负责：作为一名全日制奴隶，他白天八小时在银行工作，晚上还要到报社编辑室，没有时间收集挑选诗歌。这份艰难的任务便落在我头上，虽然没有酬劳，也算有所回报，因为毕竟赢得了威望。我将考场设在一间昏暗的酒吧，占据美术展深处的一个小角落。周围全是少男少女，我的客户不计其数——在此之前，我从没想到竟有这么多青年诗人，更没想到他们竟如此差劲——每个人都思如泉涌、著述颇丰，焦急地渴望着专栏里的方寸之地。有些候选人给我买了柠檬沙冰，他们大部分徒有灵感却不懂表现；还有几个给我送来威士忌，这些人的决心更强。我在此重申一遍：酒水的数量与质量并未影响我对原创作品的判断挑选。有几名放荡的女诗人甚至向我张开了麻秆般的双腿，即便如此也没能消除我对作品的严厉批判，最多是弱化了一些。

短短几分钟之内，梅尔塞德斯便攻破了我的防线，打开了我坚守的城池。我只看了本子上的几行字就马上明白：她不是这块料；老天爷啊，这也太差啦！不过，她的膝盖、那露出的一点大腿是多么完美，还有那双胆怯的眼睛：“小姑娘，我跟你说，你很有天赋。”看她露出感激的笑容，我又强调了一下：“巨大的天赋！”

“会刊登吗？”她很急躁，想马上知道结果。只见她嘴巴微微张开，舌尖从唇间滑过。我的老天！

“有可能。这取决于你。”我回答说，声音狡诈，充满了影射和暗示。

我承认，那时我还想着全身而退：跟这个女诗人睡上一觉，但不刊登她愚蠢的诗。 我完全想错了：周日的报纸上刊登了她的处女作，占据了整个青年诗人专栏，并配以热烈的称赞：“安娜·梅尔塞德斯，近年来的文学新星。”而我得到的不过是几个亲吻，将手放在她的胸脯上，还有一些承诺。不仅如此，以她的名义刊登的三首诗也出自我的手笔。其中一首，只借鉴了安娜·梅尔塞德斯的一个词“苏逼拉道里奥[2]”，这个美丽的单词我并不认识：它的意思是“肛门”。总而言之，可以这么说，梅尔塞德斯的所有诗歌起初都是我的作品，之后则是诗人尤达希奥·塔维拉的创作。因为那个时候——也许是厌倦了我的醋意——这个没良心的居然甩了我，开始了她新的文学生涯。离开尤达希奥之后她开始做流行音乐，是作曲家托尼尼奥·林斯的合作伙伴，当然在床上的合作多过在词曲上的合作。

莱文森来到巴伊亚时，我和梅尔塞德斯的关系正处于顶峰：坚定的激情，永恒的爱恋。连续几个月，我既没有心思也没有力气想别的女人；即使她曾背叛过我们之间爱的誓言，我也从来没有办法证明——也许是我不愿意那样做，谁知道呢？那样的证明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彻底断绝和她的关系？啊，不，永远不要！又或是在最苦涩的时刻，连怀疑的机会都不留给自己，哪怕是最细小、最微弱的怀疑？

怀疑与醋意，我想跟她上床，却在深更半夜，将她留在了专家的宾馆。我为自己的无耻饱受折磨，却得到了美元的报偿。我躲在“天使之尿”里喝酒买醉，这个没人光顾的酒馆是我最后的洞穴。

只有什么都不加的甘蔗烧酒才能让我平静下来。眼前这个正跟某个荡妇——她举止轻浮，不是娼妓就是老处女——窃窃私语的男人是谁呢？居然是路易斯·巴蒂斯塔院士，家庭道德的支柱，正义的游侠，虔诚的教徒！看到我时，他哆嗦了一下。没有其他选择：他必须友好热情地过来，对此做出一番解释，故事和安娜·梅尔塞德斯的一样复杂。

我上中学时，从巴蒂斯塔老师那儿吃了不少苦头：无聊至极的课程，暴戾的野蛮理论，愚蠢的保守主义，教条的语法和难闻的口气。无论上学期间还是毕业之后，在仅有的几次交往中，我俩的关系一直不好。但正是在这肮脏低贱的酒馆——我为自己的绿帽子心痛不已，他被撞见和其他女人厮混——共同的敌人将我们联合起来：美国专家莱文森，还有他的巴西同行佩德罗·阿尔杉茹。

关于莱文森来巴西的目的，著名院士提出了他的怀疑，我却没有说出自己的疑虑。他的重点在于公共利益与国家安全，我的则属于个人隐私。

“巴伊亚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从不朽的‘海牙之鹰’鲁伊[3]开始，培养了那么多优秀人才。但这个外国人却偏偏挑了一个无赖酒鬼，好像只有他才配得上称赞。”

义愤控制了他，使他站了起来，宛如一名布道者，又像坎东布雷教神灵附身的圣子：他一会儿面朝我，一会儿面朝荣耀的荡妇，一会儿又对着酒保，边剔着牙。

“他是来侦察的。所有关于文化的说辞不过是共产主义的遮羞布，目的就是要撼动我们的体制根基，”他压低声音，神秘地说，“我看到过一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