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座空城。

以恐惧控制人，以仇恨驾驭人，以裹胁之术迅速扩张，这就是洪杨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武装力量的原因。但是，洪秀全所用的这个方法，犹如魔功，虽易速成，但规模既成，就极易走火入魔，反噬自身。

但是杨秀清对此一无所察，他不无自得地对人吐露：

（杨）向亲密（之人）言曰：吾亦知新收兄弟心不服而怨恨，全在绳以苛法，劫以严令，驱策而挫折之，使之不遑有他志。如有相约变妖（指逃亡）者杀之。虽各有异心，彼此疑惧，谁敢先出诸口？况人人心虽恨我而不能祸我，人人身体精神皆为我役使，是恨我者虚，助我者实也。妖之待人，人人感之，未必妖营办事之人能如我诸兄弟之尽力。是感妖虽有实心，助妖并无实际，此妖之所以屡败，我之所以屡胜欤？

无论是恐惧，还是仇恨，都只是一种可怕的负面力量，是一种破坏性的能量，不具有丝毫的建设性。这就决定了洪秀全定都南京之后，其恶性扩张会陷入停顿，团营所具有的残暴力量，囿于系统的庞大，开始转化为内部的自相残杀与恶性争斗。

洪杨集团的发展态势，与李鸿章的事业发展构成了背离。当洪杨集团恶性扩张之时，李鸿章还在翰林院做编修。等到李鸿章回到淮上，开始二次创业进入成长期时，洪杨集团恰恰进入了消退期。

洪杨集团在消退，李鸿章在成长，这恰是雄才大略的李鸿章人生最为难得的机会。但糟糕的是，李鸿章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一门心思想着到战场上亲历两场战役，就可以在个人简历上添加两笔，到时候容易找到个好老板。

等到李鸿章意识到他自己才是自己苦心寻找的最好老板之时，洪杨集团已经进入了行将灭亡的落幕时刻。先是最为诡诈的杨秀清死于内乱之中，而后洪秀全接连失去吉安与安庆，从此被曾国藩困于南京孤城之中。

这时候，战事的结束只是个时间问题，李鸿章已经错过了在乱世中谋求上位的最好时机。

李秀成的策略

洪杨起事，是以恐惧控制人，以仇恨激发起人心中的残暴力量。起事虽易，但一旦形成规模，就面临着系统因为过于庞大而运转不灵的问题。尤其是其部众都是强行被裹胁而入，初时因为家人被掳为人质，不得不死打死拼。等到后来，这种控制力度随着系统的庞大而逐渐减弱，于是洪杨部众开始整营整营地叛逃。

及至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以保护桑梓及传统文化为感召，恰成克制洪秀全的最强势力量。战场上的态势开始出现转变，湘军从弱到强，从被动到主动，而洪秀全则是从强到弱，渐渐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湘军在战场上最辉煌的战果，是连夺吉安、安庆两城，将洪秀全牢牢地困于南京孤城之中。洪秀全政权已经进入了灭亡倒计时。

洪秀全当然不喜欢这个结果，于是他试图突破湘军的封锁，扭转被动的局面。他的行为，就为落魄的李鸿章创造了一次飞黄腾达的绝世良机。

梁启超著《李鸿章传》，他分析认为，是洪秀全阵营中最富天才的慈悲名将李秀成，给了李鸿章这个机会。

李秀成，和李鸿章生于同年，自小没有父亲，和母亲乞讨为生。时洪秀全于广西建立团营，入会者必须要把家里所有的财产全部上缴，由洪秀全统一分配。于是李秀成的母亲就想，这是好事啊，反正我两手空空，过去白吃别人，岂不美哉？就带着儿子，投奔了过来。于是李秀成就成了信徒，编入队伍中去攻城略地，他很快显露出了过人的军事才干，渐成洪杨集团的中流砥柱。

李秀成是历史上罕见的优秀军事天才，他强拖着走向死亡的洪杨集团与曾国藩的湘军死磕。眼见得湘军越战越勇，南京城岌岌可危，于是李秀成定下策略，要想打破湘军的封锁，就必须另辟蹊径，别开生面，拿下一座两座富庶的战略重镇，与南京城遥相呼应，犹如长蛇，攻头则尾应，攻尾则头应，那么这盘死棋，就又复活了。

李秀成选中的这座与南京城遥相呼应的战略重镇，就是上海。于是李秀成以苏州为大本营，连克杭州、常州、太仓、福山、昆山等城，进逼上海。但要拿下上海，李秀成面临着一个说不清楚的麻烦：洋人。

其时上海城已经成为东方第一座重要港口，其富庶繁华，天下无出其右。所以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就乘兵舰沿江而上，赴南京城见洪秀全。其人之行，肩负两个使命，一是确保一艘英国炮艇停泊于南京城附近，以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二是要确保上海的安全，说服南京城的太平军不要进攻这座城市。

洪秀全答复：天父已经显灵，不允许这样做。

何伯拿着这纸照会，回来见正担任参赞和译员的巴夏礼。巴夏礼因为参加过与清廷的谈判，被视为最有东方经验的英国人。他看了何伯拿回来的照会，大声喊叫了起来：不行，天父必须再向他显灵一次。

此后英国人与南京城进行了象征意义的炮火交换。然后何伯再入南京，天父果然重新向洪秀全显了灵，这一次，洪秀全答应了英国人的所有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允许一艘英国炮艇，停泊于南京附近；太平军承诺，一年内不向上海城进攻，甚至绝不靠近上海城三十英里以内。

这是洪秀全与英国极为短暂的蜜月期。此后一年，大量的传教士进入南京，试图说服洪秀全建立一个东方基督帝国。而洪秀全却别出心裁，建议传教士们放弃基督教信仰，改信他的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