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承担谴责。但是，假如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大多数德国人在大屠杀期间和之后所显示的无所作为，这里还有第三个因素必须提及。五年来强烈的反犹宣传对集体的心理产生了影响，使得大多数德国人愿意接受反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措施，他们不支持的只是11月9日大屠杀所释放的残暴的野蛮爆发。

纳粹领导层认识到这些现实情况。根据它的权力和受欢迎的程度强行推进额外的反犹太人行动是非常安全的。同时，它也决定未来在公共场合掩盖所有公开的暴力行为的爆发。在没有现在已经明确地拥有反犹太人战役领导权的机构——党卫队及其关联组织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处——的许可下，冲锋队或者纳粹党也不被允许完全支配发动独立的反犹太人行动。确实，大约三万名犹太人遭到围捕，并且被囚禁在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大屠杀期间和之后，盖世太保执行了这些围捕和囚禁。

“水晶之夜”两天后，有关“犹太人问题”的会议在赫尔曼·?戈林的主持下召开，高层的部长级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包括戈培尔、丰克、冯·?克罗西克、海德里希、达鲁伊格，以及德国保险公司的一个代表希尔加德，戈林在会议开始之时告诉参会者他接到了一份由鲍曼根据元首的命令起草的信件，要求“从现在开始，一劳永逸地以某种方式协同解决犹太人问题”。戈林说，直接的反犹太人的方向是继续沿着主攻路线，根据他的观点，这条主线主要是经济的。直接的问题是要关心11月9日夜至10日间对财产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害，而且犹太人将承担所有造成的损失。另外，戈林和与会者一致同意加速雅利安化的进程，用一系列新的手段来折磨犹太人，以便他们把“犹太人踢出德国”。在一个厚颜无耻的傲慢法令中，戈林和他的党羽谴责犹太人，认为就是他们的存在引发了所有这些损害，并且一致认为政府将没收保险公司有责任支付给财产遭到毁坏的犹太人所有者的金钱。关于完全的雅利安化，戈林作了清晰的解释：主要的目标是将犹太人从经济领域中驱逐出去，强迫他们将他们的财产转移给国家。犹太人从出售他们的资产所产生的利息中得到补偿，但是他们不能对财产本身提出要求。犹太人财产的转移是通过一个国家托管人为中介，由中介评估犹太人所接受的金额数量。这个数量要评估得尽可能低。国家托管人将犹太人的企业以真实的价值出售给新的雅利安所有者。戈林对如何最好地掠夺犹太人的资产作了评述，在此期间，讨论转向了掠夺犹太人的相关策略。戈培尔提出了一个禁止犹太人进入德国剧院、电影院、马戏场的法令。经过更为深入的思考，他还说他也要求把犹太人从“公共生活的所有岗位中清除出去，只要他们在其中可能被证明起着煽动作用”。例如，从和德国一起入眠的卧铺车厢里清除出去。戈培尔说，假如没有更多的空间，犹太人就必须站在走道里——只是一个促发戈林插嘴的评论：

戈林：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给他们独立的车厢更有意义。

戈培尔：假如车厢过于拥挤就不行了。

戈林：等一等。可以留唯一一节犹太人车厢。

戈培尔：设想一下，假如没有那么多犹太人乘坐前往慕尼黑的快车，设想只有两个犹太人在这列火车上，而其他车厢都过于拥挤，这两个犹太人就拥有了一节车厢。因此，犹太人只有在所有德国人都得到座位之后才能拥有座位。

戈林：我乐意给犹太人一节车厢或者一个卧铺车厢。如果出现像你提及的情况，并且火车过于拥挤，相信我，我们不需要法律。我们将把他踢出去，他将不得不一路上一个人坐在厕所里。

戈培尔：我不同意，我不相信这一点。应该有一个法律。另外，应该有一个法律禁止犹太人去德国的海滩和度假胜地。

为什么不禁止犹太人进入剧院、电影院、马戏场、火车卧铺车厢、海滩，或者度假胜地呢？戈培尔也在想是否必须禁止犹太人进入德国的森林，因为他们一群一群地已经遍布格鲁尼瓦尔德。为了终止这种挑衅，戈培尔建议给犹太人这片森林的某一特定部分，并且“阿尔卑斯山山民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各种看上去十分像犹太人的各种动物——麋鹿有着弯曲的鼻子——也会到这里来适应此地”。然后讨论转向公园和公园里的长凳。这里可能存在真正的危险，因为犹太人可能闲聊吸引德国的妇女或儿童，并且煽动他们。戈培尔说：“另外，犹太儿童依然被允许上德国的学校，这是不可能的。德国孩子和犹太孩子在德国高级中学坐在一起接受德国历史的课程，这也是绝无可能的。”

他们进一步达成的一致是，强迫犹太人支付10亿马克的“赎罪”罚款，同时通过采用维也纳模式，加速雅利安化和移民。这样，戈林感到这可能会完全让犹太人贫民化了。假如这样的话，这些贫民化的犹太人难道不必和正常的主流社会隔离开来，被放置在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吗？海德里希认为最好是避免这种居住区，“因为通过警惕地监视整个人口来控制犹太人”比依靠一个个居住区的数千人来控制犹太人好得多，因为盖世太保特工也不能适当地控制这些地区。在勾画了其他的一些欺骗手段之后，比如吊销犹太人的驾驶执照，禁止他们使用疗养温泉、医院、公共交通工具，会议以令人满意的基调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