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肯定不会告诉她，马路对面的酒店发生过枪击，对外国救援人员的袭击近来也大幅增加，而且我所谓的“小心”，指的是我在城里开车出去时，一直带着一把9毫米的手枪，也许一开始我就不该提这茬。

妈妈喝了口咖啡，暂时鸣金。她没逼我。我弄不清这是不是好事，也不清楚她是不是走神，像老年人那样想自己的心事去了，或者这只是一种战术，不想把我逼入绝境，逼得我撒谎，或是说出只会让她揪心的事情。

“圣诞节我们想你来着。”她说。

“当时我走不开，妈妈。”

她点点头。“你现在回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喝了口咖啡。我记得小时候，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去学校之前，妈妈都和我在这张桌子上吃早点，安安静静，简直可以说一片肃穆。我们谈得太少了。

“你知道的，妈妈，我也担心你。”

“用不着。我自己照顾自己，挺好的。”昔日那种目空一切的自负忽然闪现，如同雾中的一道微光。

“可是能多久？”

“我能多久就多久。”

“那等你不能的时候呢，那又怎么办？”我不是在和她抬杠。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角色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扮演一个角色。

她抬起眼睛，和我四目相对。然后，她往杯子里加了一勺糖，慢慢地搅着。“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马科斯，但是人们通常回避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活着，全凭他们想要的东西，可实际上呢，支配他们的是他们害怕的东西，是他们不想要的东西。”

“我听不懂，妈妈。”

“哦，就拿你来说吧，举个例子。你离开这儿了。你过上了自己的生活。你害怕被困在这儿。和我一起。你害怕我拖你后腿。再拿萨丽娅来说。她留下了，那是因为她不想再让人盯着看。”

我看着她尝了尝咖啡，又往里面倒了满满一勺子糖。我记得我小时候每次想和她争辩，总是感觉力不能及。她说起话来根本不给我还嘴的余地，一张口就用大实话把我拍扁，有什么说什么，直截了当。我总是一个字都说不上来，就被她彻底击溃。我老觉得这不公平。

“你呢，妈妈？”我问，“你怕什么？你不想要的是什么？”

“成为负担。”

“你不会的。”

“噢，这可让你说对了，马科斯。”

这句谜一般的话让我坐立不安。我一下子想起了纳比在喀布尔给我的信，他那份死后的告白。苏莱曼·瓦赫达提和他立下的那份契约。我禁不住地想，妈妈是否也和萨丽娅有了相似的约定，她是否已经选好了萨丽娅，在大限将至的时候救她脱离苦海。我知道萨丽娅会这么干。她现在是个强人了。她救得了妈妈。

妈妈打量着我的脸。“你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马科斯。”她说。她的语气现在变得和缓了，重新引导着谈话的进程，仿佛已经看出了我的心思，发现了我的焦虑。假牙，尿裤，绒毛拖鞋，这些东西刚才让我低估了她。她仍然占着先手。她总能如此。“我不想把你压垮。”

终于有了句假话——她最后说的这一句——可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她知道她压不垮我。这一点她知道，我也知道。我不在，我在几千公里之外。那些不快，劳作，苦差，都将落到萨丽娅身上。可是妈妈把我也算进去了，给了我不配得到，也没想得到的赏赐。

“不会那样的。”我毫无底气地说道。

妈妈笑了。“说到你的工作，我猜你知道的，你决定去那个国家的时候，我并不完全赞成。”

“是的，多少知道一点。”

“当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你为什么要放弃一切——医生的事业，钱，雅典的房子——干得好好的——非要窝在那个暴力的地方。”

“我有我的理由。”

“我知道。”她把杯子端到嘴边，没喝，又放下了。“该死的，有些话我讲不好，”她慢吞吞、害羞似的说道，“可我还是打算告诉你，你做的是好事。你挺让我骄傲的，马科斯。”

我低头瞅着自己的手。我感到她的话落到了我心坎上。她吓着我了。弄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因为她这句话。要不然就是因为她说话时眼睛里柔软的光。我手足无措，不知道她希望我做出怎样的回答。

“谢谢你，妈妈。”我小声挤出这几个字。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安静地坐了片刻，我和她之间的空气充满了窘迫，也充满了我们共同的体认，关于所有失落的光阴，那些蹉跎的机遇。

“我一直想问你个事。”妈妈说。

“什么事？”

“詹姆斯·帕金森，乔治·亨廷顿，罗伯特·格雷弗斯，约翰·唐，还有我这位卢·格里克。?病的名字怎么也有人来垄断？”

我瞪大了眼睛，我母亲也回瞪给我，然后她放声大笑，我也哈哈地笑起来了。此时我心已粉碎。

第二天一早，我们躺在外面的躺椅上。妈妈系了条厚围巾，穿着大衣，腿上盖着保暖的羊毛毯，对付刺骨的寒意。我们喝着咖啡，咬着肉桂味儿的烤榅桲片，这是萨丽娅特地为今天买的。我们戴着日食眼镜，举目望天。太阳朝北那一边已经被咬了一小口，看上去有点像萨丽娅那台苹果笔记本电脑上的商标，她隔一会儿就把电脑打开，在一个网络论坛上写几句评论。街头巷尾，到处有人待在便道和屋顶上，观看这一奇景。有些人已经带上全家老小，去了岛的另一头，希腊天文学会在那儿架起了望远镜。

“什么时间食甚？”我问。

“将近十点半。”萨丽娅说。她推起眼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