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艺很高，他久住杭州烟霞洞，一次张元济一家到此一游，正当饭口，在庙里吃了一顿金复三做的素餐，四菜一汤，有竹笋和豆制品，蔬菜和笋是现从地里采摘的，十分可口。张元济夫妇议论说，上海有名的功德林哪能吃到如此新鲜的蔬菜。胡适曾在烟霞洞养病数月，金常给胡适掌厨。1947年，金已年过八十，曾托人带信给在北平的胡适，盼胡到杭州一聚，将再亲手为胡烧几样素菜。胡回信答应第二年到杭州看金，不料事过不久，金便去世。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生活颇为清苦。不少教授不带家眷，等同于过集体生活。文科研究所雇一当地人打杂做饭，七八个人一桌，每顿只两菜一汤，菜为炒萝卜和豆豉。饭费每人每月400元。后有教授不堪其苦，到外面包饭，每月500元，伙食比之前有所改善，六七人一桌，每顿有一大碗红烧牛肉或猪肉，尚属够吃。早上是稀饭、油炸花生米。

1943年圣诞节，西南联大教授浦江清请几个同事在昆明金碧路南丰西餐馆聚餐，客有唐立庵、罗莘田、闻一多、朱自清、许骏斋等。西餐是分餐制，一客70元，有汤、小吃、鸡、猪排、咖啡、水果、面包，果酱另算。这顿饭浦江清花了500元。而四五年前他们刚来昆明时，同一家餐馆，一客不过三四元，已吃得大饱。如今一客70元，也仅仅是果腹而已。

1944年初，冯友兰夫妇将去重庆，联大教授游国恩为其饯行，并邀同事作陪。浦江清也到席，事后他大赞游夫人的厨艺：“扣肉及一杂羹，皆美味出人头地。”

抗战前，北平的大饭馆，如同和居、砂锅居、森隆等一桌子饭吃下来需20元上下，东兴楼、丰泽园还要贵点，一般收入的家庭基本不敢问津。最高档的是广东人谭篆青家姨太太掌勺的谭家菜，一桌40元。据说很少有在谭家菜请客的，都是凑10人均摊慕名去尝鲜。谭家菜的主菜是一人一碗厚味的鱼翅，这也是顾客花“重金”来这里的目的所在。

上世纪30年代，学者邓云乡在北平志成中学念书，教室隔壁是教员食堂。第三节课课间时，一些孩子常在饭厅门口向里张望。里面是两个圆桌，白色台布，五六大盘菜，如坛子肉、红烧鸡块、雪菜肉丝、佛手肉丝、烧茄子之类，主食是两大盘子花卷。这对一个饿了一上午的半大孩子而言，垂涎的程度不难想见。

画家黄苗子回忆说：“我从小就馋，外公一族的祠堂每年春秋两祭都给杨氏子孙分猪肉，每次的猪肉都分得不少，在外婆的指导下，舅母用香山特有的咸虾酱把烧猪肉再焖一次，这种咸虾酱焖猪肉可以贮存下来吃上一头半月。外婆家冬天还有一种油泡着的腊鸭屁股，这两种油香喷扑的佳肴，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美馔。”

书画家邓散木好酒，并且好喝大酒。年轻时曾和人打赌，共喝一坛子50斤的绍兴酒，不许上厕所。一共十来个人，最终仅邓散木一人如约喝完且没有失态。民国时期，他的书刻所得，大多用在请朋友到家里痛饮上了。那阵子，他家天天有整桌的客人来吃喝。很多人都不会忘记他家天井里成堆的绍兴酒坛子。他晚年因血管堵塞而截肢，因胃癌而开刀，大概都与当年的豪饮不无关系。

谭延闿好吃，而且讲究吃。据说他晚年出席的宴会一桌不能低于300元，这大约相当于一个名牌大学教授的月薪。

当年北京的饭馆以人名当菜名的流行菜品有三种：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马先生指的是马叙伦，北大教授，解放后成为第一任教育部部长。他确是“喜治馔品”，拿手的是三白汤，三白即青菜、豆腐和笋，也根据时节添加其他材料，雪里蕻似不可或缺。马叙伦常去中山公园长美轩的川黔馆子吃饭，对伙计说，你们没有好汤，便开列若干材料让店里上灶去烧，于是就有了马先生汤。但饭馆里做的马先生汤，据马叙伦自称：“其实绝非余手制之味也。”

北平时期，最低档的饭馆通称切面铺。在切面铺吃饼或面条都以斤两而不是以碗计，品种单调而实惠，来吃饭的多为干力气活的。学者张中行回忆：“我有时也愿意到那里去吃，主食要十两（十六两一斤）水面烙饼，菜肴要一碗肉片白菜豆腐，味道颇不坏，价钱比别处便宜，可以吃得饱饱的，可取之处还有吃之外的享受，是欣赏老北京下层人民的朴实、爽快和幽默。”

张中行不光照顾切面铺，对于其他饭馆，他说：“住北京时间长了，总要一家挨一家地尝一尝。”上世纪30年代，北平吃烤肉的地方有两处，一为宣武门内的烤肉宛，一为什刹海北岸的烤肉季。两处都只卖烤牛肉，兼卖白酒和小米粥，烧饼由附近的铺子供应。张中行一次与朋友去吃烤肉宛，他回忆说：“铺面非常简陋，只是一大间屋子。靠南是烤肉的地方，并排两个烤肉支子，形状很像磨房的磨，一个圆平台，中间一个一尺多高的铁圈，上面扣着中间略为凸起的铁支子……圆平台四面放四条粗糙的板凳，是顾客的‘站位’。靠北是一个桌子，上面放着碗、筷子、碎葱、碎香菜、麻酱、酱油等用具和调料。还有一个切牛肉的案子，上面放着牛肉、刀、碟子等。切肉的是个五十上下的大汉，想来就是铺主宛某了。”“我们照北京人的习惯，右脚着地，左脚抬起踏在板凳上，然后用长筷子夹蘸过调料的肉片，放在支子上烤。支子下烧的是某种松木，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