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下房有两处，一是门右边的门房，一是后院兴工时期所建造的临时公寮。两株大白杨树，正好就在画室的右边，遮掩着西晒的太阳。后来据吴老先生的调查，说这样的大树，全南京一共只有三棵，我们家便占有其二，另外一株是在城南。由于树身高大，目标显著，从京沪路乘火车绕过玄武湖，将抵下关车站的时候，坐在火车上远远地便可以看到它们。

1936年，范长江和杜文思都是供职上海《大公报》的青年记者。范长江看上了霞飞路康绥公寓的一处房子——清洁幽静，设备齐全，24小时热水供浴。房租自然不菲，每月40余元。范找到杜，提出两人合租，并动员杜节衣缩食，换取一个好的阅读环境。杜虽感这20多元房租是个重担，但经不住“清洁、安静、卫生”的环境的诱惑，最终答应了范长江。他们住在后楼，杜文思后来回忆说：“前楼二房东是位安娴幽静的于小姐。某次，在公寓我到门口即将外出，忽然门铃响，我开门，来客是纱业巨子缪云台，见到我愕然不悦。适二房东于小姐从前楼赶到门口，她向缪介绍我是后楼房客杜先生，我释然和蔼地说：缪先生好！数日后，于对我说：杜先生，原来你早和缪先生相识，他还记得你是《大公报》记者，是搞工业的。”

1920年，罗振玉在天津法租界秋山街盖起嘉乐里新宅，合家迁入。罗是藏书家，罗公馆西首房舍便辟为“贻安堂经籍铺”，由其长子经营销售他在日本编印的古籍。1928年，罗举家迁往旅顺，将这所房子以六万元出手。这在当年，是卖了一个很合算的价钱。

钱昌照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时，只住三间房子。张伯苓去其家后叹道：次长生活极为简朴！后钱向人借了一笔钱，在南京的上海路盖了一所房子。这笔债直到抗战后才还清。

当年，清华教授的宿舍条件优裕。闻一多、周培源、吴有训、雷海宗等50余户住清华西院。闻一多住49号，有14间房子。1935年后，闻一多、俞平伯、周培源、陈岱孙、吴有训等又迁入清华南院，这里有30栋新盖的西式住宅，每户一栋，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电灯、电话、热水等一应俱全。

西南联大后期，西仓坡教工宿舍建成，但狼多肉少，教授要抽签确定谁能搬进去。闻一多恰好抽中，在1945年1月迁入新居——西仓坡3号。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有20多间土坯墙的平房，大门内中间是一块斜坡的空地。闻家住东边一排，门朝西，有两间20平方米的房间，后面是天井，旁边是厨房，门前有块空地，闻家就开荒种菜，自给自足，收获颇丰。

西南联大成立后，虽建成新校舍，但条件相当艰苦。男生宿舍都是土墙草顶，墙上开几个方洞，方洞上竖着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每间房子的两边各摆十张上下铺的双人床，即一间房住四十个学生，环境可以想见。

抗战爆发后，上海市民纷纷涌向租界，致房屋大为紧张。画家钱化佛在淡水路租了一间小屋子，五个儿子集于一堂，简直没有回旋余地，他戏言：“这真是所谓五子登科（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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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邓云乡曾记述当年的清华学生宿舍：“清华的学生宿舍，也是以‘斋’为名，男生宿舍如‘明斋’、‘诚斋’及后来建的‘新斋’等，女生宿舍叫‘静斋’。这些‘斋’都是红砖砌的三层楼，两个人一个房间，房中有壁橱，床都是小的可拆卸的钢丝床，冬天全部水汀，有一位名‘任浩’的在旧时《宇宙风》上写文章介绍清华宿舍说：‘整个冬天，从11月到翌年3月，在清华室内都像是夏天，睡起来盖一条薄被就行了。’”

小说家毕倚虹住在上海西门路庆祥里。他与人通信，信封落款常写“西门庆寄”。

齐白石家的门上贴一纸条：“晚过九时不开门。”

1936年初，胡宗南时任军长。《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中称：“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西面的二十里铺。”他住在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创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

吴宓于1925年入住清华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藤影荷声之馆”，当年梁启超也曾在此“赁馆著书”。后来叶公超搬来与吴为邻，“一浪漫，一古典，而颇为相得”。吴宓在工字厅的住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文化沙龙的功能。1926年7月8日，陈寅恪来清华就职的当天，即是吴宓从城里把陈接到学校，“住西客厅”。“王静安先生来，久坐”、“陈寅恪、赵元任等携蒯寿枢来室中小坐”、“金岳霖来”、“曹校长陪导钱方轼来宓室中晤会”、“杨振声来，宓与谈‘翻译’一课内容”、“招叶企孙来此小坐”、“冯友兰君如约来”这样的记载曾三天两头出现在吴宓的日记里，陈寅恪也曾借吴宓住所设宴请客。抗战胜利后，季羡林回清华教书，他曾回忆说：“我住的工字厅是清华的中心。我的老师吴先生的‘藤影荷声之馆’就在这里。他已离校，我只能透过玻璃窗子看室中的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