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不见那些旅游者的面孔，只是一个个影子。然而，这些影子是通过一张反射到玻璃墙上的面孔观察来的，那就是我的面孔。凭着这个使我显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映像——只有额头、眼窝、嘴唇——我便可以幻想着那些影子，不单是那些行人，而且还有那些高楼大厦的居住者，他们时而在房间里穿来穿去，时而又坐在凉台上。这是一个轻松、明亮和清晰的梦。在这个梦里，从所有那些黑乎乎的人影中，我都在想像着友善的东西，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不友善。老人像老人，情侣像情侣，家庭像家庭，孩子像孩子，孤独者像孤独者，宠物像宠物，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我连同自己的映像都属于这个人群，我在不停地、温和地、冒险而泰然地漫游过一个夜晚时想像着他们，连那些睡眠者、病人、弥留者，甚至故去的人都一起走进我的想像里。我站起身来，想认可这个梦。然而，它惟独被那个国家的总统的巨幅画像扰乱了。画像就挂在餐厅中央，柜台上方。铁托将军身着挂满勋章的镶边制服的形象显得十分清晰。他站在一张讲桌前，向前倾着身子，紧攥着的拳头立在桌上，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俯视着我。我甚至听到他在说“我认识你”，而想要回答说：“可我却不认识自己啊。”

在柜台后，昏暗的灯光下，服务员出现了。一张影影绰绰的脸庞上，惟独能够看得清楚的是那径直看上去时几乎遮住眼睛的眼皮。这时，梦才继续做下去了。看着这眼皮，母亲的身影突然鬼使神差地浮动在我的眼前。她把酒杯放进水盆里，拿针别起一张付款单，冲洗铜餐具。她的目光瞬间击中了我，嘲笑我，让我不可捉摸。这时，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油然而起；与其说是恐惧，倒不如说是一种震撼，一种对更大的梦的神迷。在这个梦里，那个病怏怏的女人又恢复健康了。她装扮成服务员，蹦蹦跳跳地迈着大步走过这家分店，从后跟敞开的服务员高跟鞋里闪现出那丰满白晳的脚跟。母亲获得了多么壮实的两条腿，多么充满活力的圆臀，多么高高竖立的发式。她与村里的大多数女人不一样，虽然只会几个斯洛文尼亚词语，可她在这里就是说个不停，和旁屋一群看不见的男人寒暄着，完全无拘无束的样子，甚至有些盛气凌人。毕竟她不是弃儿，不是难民，也不是德国人，而始终声称自己是外国人。瞬间，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感到羞愧的是，这个女人连同确定的行为举止、哼唱、大笑声和敏捷的目光居然会成为自己的母亲。然后，我打量起这一个个人，打量起这个异乡女人，从来没有如此仔细：是的，直到不久前，母亲也是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