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奔向火车站。接着，在火车行驶中，我站在车厢外面的平台上，和其他人拥挤在一起，我的耳边回响着他们高兴的吼叫声。天依然还没有发亮，笼罩着一片把天地合拢起来的强劲的黑暗，上面是群星闪耀，下面是从火车头里飞出的火花。这种黑暗的力量空间被那自然力交织为一体，就是到了今天，我依然会把它想像成某种神圣的东西。看样子，仿佛我根本就不用再特意去呼吸了。那流动的空气让我的内心热血沸腾，直涌向鼻腔。我听到了身旁的人从心底里发出的欢呼声，听到了自己只是默默地埋在心底里的欢呼声。这欢呼声来自那隆隆运转的车轮，那嗒嗒鸣叫的铁轨，那咔啦作响的道岔，那指引开道的信号灯，那确保道路畅通无阻的道口杆，那响彻在这整个呼啸而去的铁道系统里的噼啪声。

然后，大家一个个分手离去，深信眼前呈现的是最美好的一段路程，最有冒险经历和结束行程的步行路程，一个家。可是，这个同被隔离的人却从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家。实际上，有一次，在这样一个日子里，这位成长中的年轻人抵达火车站后，穿过田野朝着村子走去。这时，有一样东西和他形影不离。这期间，他看见了那个被宗教历法所宣告的救世童。当然，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情，只是当他走过去的时候，在路边那些干枯的玉米秸秆后面，一道道的间隙闪闪烁烁。它们动来动去，一步接一步，一排并一排，总是一个样子，空荡荡，白茫茫，飘来飞去。这时，他有一个幻影，那是一个小小的空间，而且是同样一个，它此刻不仅陪伴着他，而且又猛地一下飞到他前面；那是一丝微风，它总是在你的眼角呼呼地飞来飞去，像鸟儿一样，在等待着我，然后又先飞去。在一片平坦的耕地上，从一条犁沟里卷起一堆玉米叶飞向空中，灰黄色的叶子先是原地飘上一会儿，然后变成了圆柱形，又慢慢飘落到地上。在远处，有一列火车在行驶，它几乎隐没在雾气中，仿佛要突然停在轨道上，又突然远远地冲上前去，同样猛地一下，就像我身旁那轻轻飘动的东西一样。我朝着回家的方向奔去，心急如焚地要去叙述，可是我一跨进门槛就知道，那是不可直接叙述的，口头也叙述不了。一打开门，就只剩下这座房子了，暖融融的，闻着一股清爽的木头味，里面住着人，可是和在寄宿学校里不一样，那都是我的亲人。这一大早的火车行程集结在脸上的煤黑叙述着就够受欢迎的了。

寄宿学校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离开那儿，无论去东南西北，就只有一个方向：回家。你晚上躺在寝室里，听到火车在下面的平川上缓缓行驶时，你就会想像着坐在里面的人无非都是要赶着回家去。飞机飞行在那条国际航线上，正好从这村子上方越过，云彩也从这里飘去。那条林荫道指引着回家的路。在它的尽头，一片牲畜攀爬的坡地倾斜而下；在一条条长满草、空荡荡的羊肠小道上，你会觉得目标已经近在咫尺了，就像在捉迷藏时一样，仿佛听到了声音：“太让人激动了！”每个星期来一次的面包车，然后继续驶向一个只是闻其名而熟悉的地方。然而在那里，大街上的灯光就是我家乡的灯光。恰恰那些最遥远的对象——山峦、月亮、灯标——好像就是通向那个地方的空中桥梁。你在那里才是“主人”，和出生证里写的一样。那些天天都要逃脱的想法从来都不会向着一个大城市，甚或是国外，而始终只是滞留在家乡的天地里：那儿的谷仓、某个田间小屋、林中小教堂，湖畔的芦苇风雨棚。几乎所有的教会学生都来自乡村。谁要是真的逃走了，他立刻就会被抓住的，不是在自己的村子周围，就是在通向那里最近的捷径上。

然而到了今天，一切变得来去自由了，每天往返于这个偏远的村子和城里的学校之间，我感受着自己不再有固定地点的滋味。那个专门给我准备的房间，无非用来睡觉而已。在我住寄宿学校的这些年里，林肯山村几乎就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座教堂，那些低矮的斯洛文尼亚式的农家房舍，那些不围篱笆的果园。我现在体会的林肯山村不再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而仅仅是一个零零散散的乡村居住区。虽然村子广场、谷仓坡道、保龄球道、养蜂场、草垫子、炸弹坑、圣坛塑像、林中的空旷地依然如故，但是它们不再显现出昔日那相互关联的统一。而我当年在其中的一举一动就是本地人中的一员，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现在看上去，仿佛连个挡风避雨的地方都荡然无存了，在那刺眼冷酷的光线下，似乎没有了聚会的地点，欢乐的地方，隐匿的角落，引人注目的东西，休息的场所——一言以蔽之，再也没有了相互转换的空间。起初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个村子上，因为机器代替了许多手工家具。然后我就认识到：这个格格不入的人，这个脱离了关联的人，那就是我。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跌跌撞撞，不是碰壁，就是抓空。我一迎面碰上什么人，就躲开人家的目光，哪怕我们是从小就认识也罢。这么久离家在外，没有在家里待过，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些就像罪孽一样刺痛了我。我错失了留在这里的权利。有一个同龄人，当年在村子里，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小学的岁月。有一次，他想给我讲一讲邻居的这事和那事，然后中断叙述说：“你看来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再也走不进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