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开，因为旁边隔间里还有一群男人在玩色子。只要他们还在玩，我就可以待下去。我在享受着，我一点也听不懂那些看不见的人所讲的语言。我这个外国人时不时地可以把掉在地上的色子捡起来递给他们，那些人保准也不是耶森尼克当地人，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不然的话，他们不都早就会回到各自的家了吗？）。我想像着，一个来自邻邦的人给一帮真正的外来者，一帮从世界的另一端稀里糊涂来到这儿的人指出了道路。我首先在享受着，我在这个女服务员身上还看到了已经恢复健康的、生机勃勃的、安然无恙的母亲。当然，我肯定已经疲倦了。然而，看看这光景令我兴奋不已，于是，我就不会有倦意了。当那些玩色子的人离去后，这个母亲的扮演者才从柜台后走出来。这时，她不过是个打破吸引力的女服务员。她的举动现在就是冲着我来的，要求我离去：“快到午夜了。”

一到外面的大街上，疲倦才袭击了我。这不是别的地方，而是过往之地。没有停顿，我就穿过它了，仿佛这里一无所有似的。几步过后，那个最近几个钟头的环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地方了，现在停滞的就是呼吸。

我不能再回车站去，那么去别的什么地方呢，我也不知道。我停住脚步。这不再是悠然自得地站着，不像刚到达时，而是一种盲目的闲站，而且它也与初来乍到另一个国家毫无相干：在这一生中，无论是过去还是后来，有多少次我就是这样茫然地站着！再去哪儿呢？哪儿有过往之地呢？地方会有的，而且一定会找得到。我漫不经心地转过来转过去，四面八方，也说不上目的何在。一生中，我有多少次如此四处茫然寻找，连在自家的屋子里，自己的房间里也不例外，眼睛瞅着衣柜，手却抓向工具箱。

这时，公交车都停了，惟一还能看到的就是那些南斯拉夫军队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全部驶向边境方向。车篷敞开着。在如此形成的洞穴中间，有两张长凳，我看见上面背靠背坐着两排士兵。在前面平台边上，有两个士兵背对着背，分别把一只手臂搭在保证洞穴出口安全的横条带上。后面的车一辆接着一辆，和前面的一模一样。横条带并不宽，中间下垂着。尽管如此，那些士兵的胳膊都如此稳稳当当，如此一动不动地搭在上面，仿佛他们都被紧紧地系在上面，不是用带子或绳子，而是被自己的疲倦系上去的。我跟随着车队，向城外走去，朝着北方，也就是我刚才过来的方向。军事巡逻队的一辆汽车慢慢地从我身旁驶过，但是没有停下来：想起胡姆查赫那一群孩子，我就随便地挥一挥手打招呼，来回应人家的打量，甚至还得到了回敬。一个军队逃兵看上去则完全两样。又是那样的敞篷卡车，背后是隆起的洞穴，两个一动不动的脑袋，被横条带紧紧地固定着胳膊，垂着手臂。这车流或许就没有个尽头。然后，最后一辆却出现了，几乎让人感到失望。车厢后面同样是敞开的，却空空如也，没有载人。这个洞穴呈半圆形，此刻让人想起一个隧洞，一个确定的隧洞。在穿越卡拉万肯山时，我眼看着它以同样的方式离我而去，正好就像这黑洞洞的半圆一样。几个钟头前——经过耶森尼克的夜晚，已经成了属于一个毫无疑义的往事的瞬间——，我坐在最后一节车厢里，火车一出隧洞出口，我又一次回过头去。再也没有了军车。街道空荡荡的。然而，现在似乎更加强烈地让人感到，穿过这整个谷地，就像横贯一条疲倦的道路，一片浓密的烟雾，比南边那些钢铁厂的烟雾要更令人窒息，把最后一片天空遮得严严实实。它像那神奇的空军一样，也立刻从空中袭击了我，因为它给我的两鬓和额头上箍起了螺丝和绑带，推着我走过城边的房子，来到无人居住的地带。

在国外的第一个晚上也许叙述得简短，可是在记忆中，它却变成了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一夜。不只是因为我一心省着花钱：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在旅店里过夜压根儿就是办不到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味想着要睡觉。因此，在我看来，去隧洞里的想法并非不合情理，而且毅然响应了。那儿刚才还是出口，现在却要成为我的入口；火车拉着我远离的地方，现在我却在靠近它。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就盼着走进一个洞龛里！

我不假思索地找到了铁路旁边那条道，同样也找到了护栏上那个洞，仿佛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了。我很快就到了隧洞里，就像进了房子一样，而且如同预先设想的，还没走几步，就有一个凿入崖壁的洞龛，洞前有一道水泥护墙，使它免受铁轨的影响。“我的安身之窝！”我心想着。我打着手电筒，照一照泥地，看去有点像溪流边上云母闪闪发光的样儿。我带着这把手电筒，为了继续在南方，在一个喀斯特溶洞里（这样无论如何是我青年时代的思想游戏）去寻找我哥哥的踪影。水泥墙上，除了一根沾在上面的微细的头发外，什么也没有，一根睫毛，看看它，我不禁想起费拉赫，也就是奥地利出口一边那位历史老师：他今天下午还给我讲过，这条邻近的隧洞是一条公路隧洞，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修建的，其中有许多人丧命了，也有遇害的。他甚至还——莫非开玩笑？——给我出主意，一旦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住处，就在这儿过夜：一个“还纯洁无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