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中午那趟火车，可要等到下午那趟，还要好长时间，于是我就想着向西走两站路，步行十来公里路程来消磨时间。然而，我也无法磨磨蹭蹭，慢慢吞吞，绕着道走去，结果我还是到得太早了。米特勒恩火车站坐落在一个村子旁，多布拉瓦森林边上。在雅恩费尔德平原上，它可是一座坚固巨大、看上去高高耸立的建筑物，岩灰色的墙石光秃秃的。因为竖立在这片平原上的一切——房屋、树木，连同教堂——就像那里的居民一样，更确切地说纤细和矮小。我在站前转悠了一个钟头之久，空空荡荡的，除了脚下黑乎乎的炉渣石嚓嚓作响外，什么声音也听不到。阳光下，耀眼的单道铁轨那边，时而传来松涛声。如今在我看来，那些树干如此纤细，松塔又小又黑的松树就是这整个地区的象征，与那些零零散散地嵌镶在林中的桦树白色（连那些裸露在地面上的根都是白色的）相映。当时，那片林子还没有变成草坪园林，成为观赏植物。那个铁路职员的住地位于车站一层，挂在窗户上的帘子千疮百孔，窗前的木盒里栽着也在这地方不可或缺的、红闪闪的天竺葵花。我在家里向来就厌恶这种花的气味。窗后一点生机也没有。不时有箭头似的花瓣飞落下来，有点像昆虫的翅膀在飞舞。我坐到阴凉处一条长凳上，面前是这座建筑狭窄的一边。长凳位于灌木丛旁，当年上面挂满了泛绿的避孕套，而不是如今一团团白色的烂纸片。我脚前几乎长满草，有一圈裸露的石头，莫非是当年的建筑地基？我抬头望去，看见火车站的侧墙上有一个盲窗，呈现出像墙一样的白灰色，惟有一个四方框缩进墙去。盲窗是见不到阳光的，可是不知从哪儿照来一道反光，闪闪烁烁。在村子里，仅有一个类似的盲窗，独一无二，它恰好就开在那座最小的建筑物上，也就是那个护路人的房子上。它真的会让人想起一个不存在的地主庄园的门房。它也呈现出像墙一样的颜色——那儿是黄色的——，当然，四边都是白色的。每次路过时，它都会吸引住我的目光，看样子，仿佛那儿有什么东西非要看不可。然而，当我停住步，特意望去时，它却一次又一次地捉弄了我。尽管如此，它依然保留着自己那不可确定的意义，而且在我看来，在父亲的房子上缺少的就是它。此时此刻，面对米特勒恩这个盲窗，我不禁回想起：1920年的一个夜晚，也就是四十年前，父亲用一个小车推着我哥哥，一个当时几乎还不会走路的孩子，一路跑到这里来赶早班火车，要把这个患上一种“眼睛高烧”的孩子送到克拉根福特去看医生。这一整夜奔跑也无济于事，那只眼睛结果也没有保住。在那张照片上，那只眼睛看上去只是一个乳白色的亮点。照片就挂在那神圣的收音机暗室里。但回忆并不是解释：那个盲窗的意义依然是不可确定的，可是突然变成了符号。就在这一瞬间，事情就定下来了，我要掉头回去。而这掉头回去是那个符号进一步的力量，却不是什么不可更改的东西，而仅仅适用于直到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刻。然后，我才可能真正起程，才可能真正赶路，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伴随着那些反复自我叙述的盲窗，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我的旅行伴侣，我的引路人。当我后来，也就是第二天晚上在车站旅店里想起那闪闪烁烁的盲窗时，它真的传递了一个清清楚楚的意义——它对我来说则意味着：“朋友，你不用着急！”

第二部分 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

我到此叙述了父亲的房子，叙述了林肯山村，也叙述了雅恩费尔德平原。二十五年前，在耶森尼克火车站，这一切无疑全都历历在目。然而，我却似乎没有可能把它叙述给任何人听。在我的心里，我只是感觉到了没有声音的起唱，没有调门的节奏，有短音长音，抑扬顿挫，却没有相应的音节，有一个铿锵有力，跌宕起伏的乐段，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字符，有舒缓的、广阔拓展的、感天动地的、持续不断的格律节奏，却没有属于它的诗行，有一个共同的高唱，却找不到开头，为之一震却一片空白，一部纷乱无序的史诗，没有名称，没有心灵最深处的声音，没有一个文字关联。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所经历的一切，还不是什么回忆。而回忆并不意味着：凡是曾经发生的事情，现在又再现了；而是：凡是曾经发生的事情，现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为它又再现了。当我回忆时，我就感受到：事情就是这样，千真万确！于是，我才明白了这事，可以有了名分，有了声音，也可以作出判断了。所以，对我来说，回忆并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地回首往事，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行为，而这样的回忆行为赋予所经历的东西地位，体现在使之生存下去的结果中，体现在叙述里，它可以一再传递到尚未完结的叙述里，传递到更伟大的生活中，传递到虚构中。

奇怪的是，当时，只要我一从那个隔间里朝着柜台望去，那个女服务员就回头望过来，仿佛只有她从我的观望、坐相、挪动和时而用手指敲击着桌子的举止里猜出了那整个我今天才为之找到了语言的故事，仿佛我也不用再告诉她任何东西！我旋转着一只空酒瓶，一转就是几个钟头，一声不吭地构思着我的叙述，而柜台前那个女人自己也随着同样的节奏，一起旋转着一个烟灰缸。这样的共同旋转完全不同于我那个敌手的模仿，令我兴奋。所以，我也没有觉得那是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