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到有书店和花店的市中心，紧靠外围圈上的工厂旁边是一样被淋湿的奶牛。虽说在阿尔卑斯山余脉前，可在这位年轻人看来，柯巴里德或者卡尔弗莱特就是南方完美的代表；门口两旁长着夹竹桃，教堂前有月桂树，到处是石头建筑，路面铺着色彩斑斓的圆头石（当然走不了几步，它们就通到中欧那茂密的松林里去了）。

人们既讲斯洛文尼亚语又说意大利语，混乱一起，同房子的风格一模一样，杂乱无章，密密麻麻，有木头的，有石头的，也有大理石的。这一切闪烁出一种粗犷的情形。在那个同样按照山脉来命名的客店里，坐着一个玩牌的人。牌局结束时，他面带短暂的微笑，向自己的对手出示了赢来胜局的一张牌。在一个呈弧形的平台上，一个女人从那排与墙壁一般长的天竺葵花里，用手指弹去凋谢的花朵，最后又把一个红光闪亮的花盆摆上去。“这里就是我的祖籍地！”我就这样确定了。

从北方来的公共汽车开到拐弯的地方了，我坐在一张长木椅上等待着它的到来。然而却不是这辆车。与南斯拉夫的汽车不同，这辆车的车身漆面锃亮。车停下来时，里面映现出月桂树的影子。而当我此刻抬头望去时，只见车里端坐着我们村子的全体村民，一个接一个窗口显现出一副副熟悉的侧影。我不由自主地给自己寻找一个离得远远的地方，一个让人看不到的地方。难道端端正正坐在里面的真的是那些村民吗？他们更多不就是蹲伏着吗？当他们现在挺起身来时——那更多不就是吃力地站起来吗？他们伛偻着身子，非常艰难地从车里缓缓地移动出来，许多人还得要司机扶着从踏板上走下来。下了车，他们聚集在一起，站在公路拐弯的地方，目光相互寻找着，仿佛生怕丢掉自己似的。虽然是工作日，可他们都身着节日盛装，甚至是一身乡村的传统服装。惟独那位带队的神父穿着黑色旅行制服，领子是白色的。男人都头戴礼帽，在棕色的西装里面，全都是带金属扣的丝绒马甲；女人都披着带着缨子的五颜六色的披肩，每个人都在手腕上挂着一个超大的、可掀开的手包，而且全部一个样式。就连那些年龄最大的女人也梳起了一条辫子，并且将辫子在脑袋上盘成花环状。我拉开距离，躲在一个室外楼梯下，坐在一个砧板上，半掩着身子。肯定有几个人朝我望过来了，却没有人认出我来。惟有神父愣住了，而我想像着，一看见这个陌生的小伙子，他或许一下子想起了那个逃课的学生和宗教叛逆者柯巴尔·菲利普。他现在究竟会在哪儿呢？

他们始终是一个跟着一个走进客店里，久久停在那里。我打算等他们都进去。晚些时候还有一辆公共汽车开往喀斯特方向，那儿应该是我寻根问祖的目的地。我身旁有个柴堆，底部有个锥形洞口，像是一个狗洞。洞口上有句拉丁语壁文的残迹：“时机是不会让人知道的。”我想像着从这些村民的一举一动里看出了我母亲的情况挺好的。仅仅看着那些熟悉的手包就让你放下心了。

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也没有人来打扰。我如此显然地不用着急，看来证件足够了。当那些林肯山村的人走出来时，连老人的面颊都发红了。他们并没有醉酒，却全都被一种奇异的、迟钝的兴奋劲攫取了。我听到他们在讲国语，第一次讲得如此纯正，声音清晰，也没有村子里那习以为常的大杂烩和含含糊糊的发音了。这时，他们像是听到一声命令，在上车之前一起转过身去，面朝客栈墙壁。墙壁在这个地方没有窗户，只是一块上面开着一条条横道的黄色大平面。这墙壁把村民们那深暗的背影衬托得清清楚楚。我看见几个女人也不分年龄大小，相互手拉着手，男人们把两臂交叉着抱在胸前。没有一个人不屈着膝，于是我恍然大悟，不仅我们柯巴尔家的人是被逐出家园的，而且所有这些有房无地的村民都一个样；整个林肯山村从太古以来就是一个流亡村；人人都一样奴颜婢膝，一样不幸，一样不合时宜；在我看来，连那个神父也不是什么教士了，在这儿的编队里更像是一个被剪短头发的、瘦骨嶙峋的囚徒。即使他们因为在这里受到了友好而廉价的招待而对着客栈抬起头来，可在我眼里，他们如此站在那里，的确就像站在一面哭诉墙的横道前一样，这些远足者同时也是朝圣者，那严肃的发型与打扮也与之般配。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出了民族服装里的名堂（就像后来又一次在那个老妪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样：她几乎紧闭两眼，站在自家喀斯特茅舍前，胳膊上搭着黑白两色的寿袍，也就是当年的婚礼服）。这队伍里也有一个小孩。这时，他敏捷地攀爬上外墙台，从那里用指尖和脚尖继续交替着向前移动，并且从墙壁一半的地方，在观望者的喝彩声中，轻盈地跳到地上：旅行的结束和返回的信号。

那辆远足汽车拐了一个之字形弯后向北离去，驶往那个所谓的阿尔卑斯山共和国。这时，在我的眼里，它越来越小了，和在疲惫不堪的目光里非常相像，发出嗡嗡的响声而去，变成了一个玩具小汽车。随之，一群乡巴佬奴仆永远消失在从祖国被遣送到流亡地的途中。我觉得，那群无望的人是多么灵巧和高贵啊（就连手上的血管都显现出一种高贵的图案），而这些自古本乡本土的南斯拉夫居民现在看上去多么粗笨和世俗啊，不是一个劲地抽烟，就是四处吐痰，或者给自己的生殖器挠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