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下来的软桑葚。这一群人虽然爱说爱笑，可是从中并没有突现出一个代言人更高的声音来。我注意到了一个年轻女子，她从头到尾一声不吭，仅仅是个听众，全神贯注，两眼几乎眨也不眨一下。最后，她微微转过脑袋，打量起我。她神情严肃。随之，这个听众变成了一个发言人，而被问话的人就是我。没有微笑，没有撅起嘴唇，惟有一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眼睛告诉说：“你就是。”惊恐之中，我险些向一旁望去。然而，我抵挡住了这目光，镇静下来，并且自己找到了一种类似镇静的严肃，如此强大，仿佛这二十年之久我过的是非人的日子，没有意识，没有灵魂，只是在遇到这双女人的眼睛时才醒悟过来了，才获得新生了。果真如此啊；那举足轻重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我心上之人的容貌就显现在这里！于是，这位年轻人就在一种我们两个独自可以感受到的仪式中嫁给了这个女人，仪式详尽，层次分明，隆重，庄严——“以心对天国！”（sursum corda）——，还有喀斯特阳光和海风陪伴，同时又保持距离，羞怯，没有言语或者姿态，在目光中心心相印，没有证人，除了这儿的叙述，也没有任何证明。面对面，冲动接着冲动，一个人如此接近另一个人，直到你是我，我是你。桑树下一个值得崇敬的人。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女人。从她身上让我感受到了她就是我的心上人。

这些日子里，我也两次看到了失踪的哥哥。在火车站低地里的那天晚上教我认识到了，一个地方常常只有通过相邻的地方——刑讯隧道通过先驱隧道——才会成为完美的化身。于是，我现在避开那些在哥哥的信里提到的喀斯特村庄，相信通过探究所有与它们相邻的地方能够更加清晰地描绘它们。

那些童年的地方，虽然它们的名字我天天听得耳熟能详，可是我始终不过是接近它们而已。它们不也放射出比那些我真的已经走过的地方更加强烈的光芒吗？比如在雅恩费尔德平原东部边缘，有个叫圣卢兹亚的小村庄，除了一座孤零零耸立的教堂，几乎什么都没有，父母亲经常提起那个地方，因为他们是在那里结婚的：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可是我把它的周围都走遍了。由于我感知的圣卢兹亚也许无非森林深处一条耕田边缘的犁沟，或者傍晚教堂的钟声和公鸡鸣叫。因此直到今天，我都觉得，仿佛那里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界，尽管它距离家乡步行不到个把钟头的路程。后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时刻，又是在一家旅店前，在那样一个邻村里，我看到哥哥从大门里走进来。我觉得他出现在一个拥挤的人群里，因为教区在庆祝他们的教会日，人们从喀斯特高原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朝圣。他真的进来了吗？没有，更确切地说，他只是站在那儿，站在大门口，站在门槛上，虽然出出进进的人很多，可是在他周围却形成了一个没有人的空间。伴随着这一时刻，他向我再现了他那个时代，也就是世界大战前那个时代。哥哥比我这个二十岁的后人要年轻，并且刚刚经历了他青年时代的最后一个节日。他穿着那套其间已经传给我的宽领西装，而他的两眼——他两眼望去——在梦想着逃离那些深不可测的洞穴，走向无限的广阔。虽然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同伴中间，可是同时觉得，仿佛我站起身来要证实我的存在似的。这个小伙子那一双眼睛黑得不能再黑了，犹如那些在夏日里到处都成熟了的接骨木果球的色彩，也绽放出其生机勃勃的光芒。我们久久地、一动不动地面对面站着，遥远，不可企及，无法搭话，在悲哀、从容、坦然和无望中融为一体。我额头骨上感受到了阳光和微风，观看着黑乎乎的小通道两旁的庆典活动，哥哥的形象就夹在其中，知道自己身在一年的中间。神圣的先人，小伙子殉难者，可爱的小孩。

另一次，那是一张空空的床，它向我叙述了格里高尔。我经常乘坐喀斯特火车，或者也只是在那些如此奇特的火车站停留。那些火车站，一般都远离村庄，坐落在荒郊野外，常常只是通过羊肠小道可以到达，也没有标识牌。一到晚上，有些火车站就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只能摸索着向前才找得到，最好是叫一个当地人当向导。就在火车要到达之前，尽管我作为独一无二的候车人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可整个站区自然都亮起来了，显现出一片宽阔，有多种多样的设施，像一座工厂大小，像一个地主庄园雄伟：亮闪闪的碎石，雪松下的喷泉，在发出芳香的浅蓝色紫藤丛中闪烁的房屋立面，徽章似的盲窗。在这里，顶层上也住着人。在下面狭小的办公室里，一个男工作人员坐在闪亮的配电盘前，就像是坐在宇航员座舱里。而在他的头顶上方，一个相关的女人穿过房间过道，从许多窗户前走过。在荒漠的寂静中，一再响起刺耳的电话铃声，最后就是预告的排钟，像发号施令似的维持着秩序。条条轨道几乎全部都深深地开凿到喀斯特岩石里，就像切入峡谷似的。与之相应，火车越来越近的响声，嗒嗒声和隆隆声发出阵阵回响，与地铁隧洞里的回响不相上下。外面荒漠中那强大的铿锵声常常直接伴随着车站里的铃声，听上去，仿佛火车瞬间就会风驰电掣般地从岩洞里钻出来，又消失在许许多多的峡谷弯道里，许久之后又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回响起来，伴随着一艘远洋轮船那间歇重复的洪亮鸣响。你还以为是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