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一个四方孔，路边的雨水可以穿过孔淌到田地里。一到这里，这女人便伸开手臂，一板一眼地说出下面的话：“To je vasa njiva！”（“这就是你们家的耕地！”）

我跨过围墙，身子弯到地上，土壤松松软软的，仿佛不久前才刚犁过似的。这块田地狭长，中间微微隆起，后面连着一片果树，棵棵都不一样。是这老妪弄错了呢，还是她有意要取笑我，或者她就是一个疯女人？我第一眼看见她时就这样盘思过。当我朝她转过身去时，她笑了，一副大脸笑容堆得满满的，笑声又轻柔又迷人，像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那是名副其实的笑啊。

不只是那个印第安女人，而在那数以百计的村庄里，人人都把我当作一个老相识或者老相识的儿子。我也只能是这样的人，因为从来就没有陌生人来过喀斯特。像奥德赛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一样，那么后来在寻找他的过程中，我，他的儿子，也有一次醉醺醺地躺在地上了。在我们家乡，人们最多不过是喝喝果子酒，而且仅仅是为了解渴。我向来就远离那些酗酒的同学，也不是打那次一起去维也纳旅行之后才这样。当时，他们中有一个在呻吟和窒息中从青年旅馆的架子床上喷射出一股强大而酸臭的洪流，迎头浇在我身上。光是那酒精味、那奇怪的咕嘟声，首先是酗酒者那一瞬间洋相百出的举止就让我感到毛骨悚然了。要说喝酒，我向来不过呷一口而已。可是在喀斯特，在野外，在阳光下，在充满芬芳的和风里，酒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开始——那个生动的词汇又是什么呢？——对上口味了。他一口接着一口地喝酒，每喝一口都把酒杯放下，而且常常在喝第一口时，他既感觉到与现实存在的亲密联系，又感觉到了平等，就像在两个终于同等晃动着的秤盘上一样。随之，我看得更确切了，梦得敏锐了，认清了各种各样的联系，拥有了一个个按照层次划分得清清楚楚的空间间隔，它们以顺时针方向给我描绘了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我根本不用自己随之旋转。简直不可思议，人们怎么会把“葡萄酒”诽谤成“酒精”呢。

当我独自饮酒时，感觉就是这样。可是大家凑在一起——同伴们真的都去投奔忒勒马科斯——时，我时常就失去了对度的意识。我虽然不酗酒，也不像别人那样常常一口气干光，可是我把酒喝进去，却尝不出它的味道来，尤其想成为那个最终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一天夜晚，鸡已经打鸣了，同伴们个个都喝得不省人事，我一站起来，发现我生来第一次醉酒了。刚走出几步，我就栽倒了。我面朝下趴在草丛里，连一根指头再也无法动起来了。我还从来没有感受过自己与大地如此地亲近。我闻着大地，感到大地就挨着脸颊，听到地下河在深处汹涌澎湃，并且暗暗地笑起来，仿佛我完成了什么事情似的。当人们后来拽着胳膊拖着腿把我弄到屋里时，我也能够把我的成就说出一二来：一辈子都想要独立自主的我终于表现得像我现在这样无依无靠。这个人终于可以服服帖帖地让人帮助了，他曾经暗地里经常如此气急败坏，因此谁也不会赶去帮他的忙——一种解脱。

第二天，我听人家说，他们之前压根儿就没有看出我喝醉了；我不过是“非常严肃和傲慢”而已；两眼“直冒光”；我在向所有人宣告他们实际上是什么货色；最后我就语法发表了演讲，首先是关于斯洛文尼亚语中不存在的“被动式”，因此可以要求斯洛文尼亚民族最终一定要放弃作为“遭受痛苦的民族”而自我哀叹。

在这同样的时间里，我也第一次看到有人死了。我经过一个村子时，险些被一个女人撞翻在地。她从一户人家的大门里冲出来，在街道上打滚，尖声嘶叫着，两膝蜷缩成一团，仿佛处在分娩时的阵痛里。她被抬到一张长凳上，伸展开四肢，脑袋向后耷拉着。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像她最后的气息那样深沉和充满哀诉的声音。死者的下嘴唇还蠕动了一会儿，节奏变得越来越慢，就像是为了这样来吸气似的。等到这种蠕动凝固了，在这简直震耳欲聋的无比寂静中，我想像那嘴唇上还书写了什么东西，而这书写的文字现在已经写完了。我觉得，仿佛我认识这个陌生的女人，而且对家属来说，我和他们一起在灵旁守夜也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后来在不间断地做十字架念珠祷告时，我两眼都睁不开了。死者脸上没有皱纹，然而那干瘪和变形的眼皮上依旧铭刻着一切痛苦。奇怪，面对这个素不相识的死者，我顿时肃然起敬；奇怪，我发誓要无愧于她。

这样一个忠诚的许诺，当时在喀斯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独自当作自己的“婚礼”来庆贺，后来依然如故。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天做完礼拜之后，一家旅馆四面围着墙的大院里，一棵枝叶稀少的桑树下。当时，我正好坐在那里饮酒，大大小小一群人身着节日盛装，从大门走进来，看那高兴劲，仿佛“走向和平”的祝福把他们所有人依然紧密地连在一起。孩子们跑来跑去，大人们不间断地相互转过脸去，有一个独腿男子和一个矮小女人使得这场轮舞锦上添花。他们向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打招呼，一副友好且不言而喻的神情，男人们个个都脱去礼帽，女人们个个都面带微笑。他们坐在一张长条桌旁，然后桌上需要铺上几条桌布。桌布在高原风里不断鼓起，又随着时间变红，不仅因为酒，而且也因为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