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以我认为不是安眠药中毒。

辩护人——鉴定书里说，胃中之物、血液及尿液的化学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个就是你断定不是安眠药中毒的依据，是吗？

证人——是的。

辩护人——接下来，我想再问一些关于脑震荡发生过程的问题。脑震荡中，不光有受打击后立刻失去意识的情况，也有部分失去意识的情况对吗？

证人——是这样。

辩护人——那么，在受打击后的一个小时内，能与普通人交谈，能靠自己走路的，也不足为奇是吗？

证人——绝对不奇怪。在国外，有受打击后过了长达十二个小时才因脑震荡死亡的案例。比如拳击手和摔下马的赛马选手。

辩护人——这是A大学教授山村丈吉博士的鉴定书。我在审判长的许可下，把你的尸体解剖结果报告书和鉴定书递交给山村博士，请他制作了鉴定书。证人是否已读过这份山村鉴定书？

证人——我从法院拿到了鉴定书的副本，已读过一遍。

辩护人——山村鉴定书中记录了各种专业鉴定的过程，结论是：“缺少本案受害者为安眠药中毒的决定性证据，但感觉离脑震荡这一结论更为遥远。换言之，我认为总体感觉更接近安眠药中毒，如果是脑震荡，可以说是出现了一种相当异常的情况吧。”也就是说，这份鉴定书暗示，相比脑震荡，安眠药中毒而死的可能性更大。关于这一点，证人有何感想？

证人——作为前鉴定人，我感到A大学山村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存在巨大的、非科学性的矛盾。首先，第一项依据，即关于本尸体发生了脑震荡，还是没发生脑震荡，鉴定书中写的是“无法说清”；就算放过这一条吧，再看第二项，关于有无发生安眠药中毒也是说“不清楚”。如果结论是死因不明，尚能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但现在我感到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论证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在脑震荡这一项上，山村鉴定书似乎对“钙化”问题相当存疑，而我猜想山村鉴定人大概并不知道什么是“钙化”。依据是，山村教授其实给我打过电话，问我钙化究竟是什么，希望我告诉他我都读了哪些文献。于是我就告诉他，钙化是这么这么一回事，请你读一下某些文献。

辩护人——随后山村鉴定书指出，证人在对本案尸体进行化学检测时，明明胃中有药片状之物，却单单不将其分离出来进行化学检测。鉴定书中写道，由此也可知证人的鉴定存在缺陷，即人们会怀疑证人所做的化学检测是否只是走个形式。关于这一点你是如何考虑的？做了分离检测，是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证人——至少我所属的大学不采用分离药片进行检测的方法。其理由如下：所谓中毒，并非某物进入胃里了，就会立刻毒发。此毒物在体内被吸收才可称为中毒。即使有那么一片安眠药，只要血液或尿液中检不出安眠药的成分，就不是中毒。举个例子的话，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假设有人以自杀为目的喝下了安眠药，刚喝完就被一个闯进门的强盗杀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死因毕竟还是之后闯进门的强盗所施加的伤害，而非安眠药中毒。而且一旦解剖，就会在胃里发现药片一样的东西，但它并没有导致中毒。可以这么说吧，多少做过一点普通安眠药毒物检查的人，都会认为我所采用的方式是最正确的。

辩护人——明明胃中有疑似药片之物，却硬是不去检查。既然已发现实物，对其进行检查不是最为直截了当的做法吗？

证人——不，并不是这样的。

辩护人——不检查胃中的实物，却对胃的内部、尿液和血液进行检查，我总觉得这有点儿奇怪啊。

证人——这个疑似药片的东西是有毒之物，所以在检查胃里的东西时，自然会先用斯-奥二氏法分析后，再做检查。

辩护人——但是，比起检查胃里的溶解物，直接检查胃里的固体物能更快地得出结果。你硬是不检查，却说检查溶解物就行，这是为什么？

证人——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即使这真的是一片安眠药，只要从血液和尿液里检不出安眠药成分，就不是中毒。

辩护人——使用的这种安眠药是德国产的对吗？

证人——是的。

辩护人——这种药被指定为烈性药，为什么？

证人——应该还没有被指定为烈性药吧。

辩护人——不，很早以前就是了。规定需有医生的指定才可出售，但事实上基本没人用，这是为什么呢？

证人——您想说什么？

辩护人——这种安眠药出的事故非常多。而且，据我听知，也没有致死量之说。有的人即使是微量也会死，有的人吃下很多也不会死。我听说，是因为致死量难定，所以才会被指定为烈性药。

证人——没有致死量，我觉得这也太奇怪了。就算是微量致死，那也是有致死量的。

辩护人——因为致死量难以确定啊。

证人——致死量难以确定的并非只有这个，一般而言，溴米索伐也好，Adorm安眠药也好，要说难定其实都难定。不过在医学上，总会划定一条大致的线作为致死量。

案件与石井相关，然而对伊佐子来说，案件和石井都已成为过去式。只是，伊佐子孤枕难眠时，会读一读佐伯带来的这份复印件，不过内容还是比较无趣。寂寞地横卧在石井房中的情人之尸，竟引发了这样的争议，这让伊佐子多少产生了一点兴趣。尸体激起了各位学者如此高水平的论战，不免给人一种奢侈之感。乃理子肉体的各个部位都被切断、划开，但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