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格拉提安早年的功业和偾事的性格(379—383 A.D.)

格拉提安在20岁前，名声已胜过最有成就的君王。他那温和友善的个性赢得友人喜爱，和蔼亲切的言行获得人民拥戴，文人雅士欣赏君王的慷慨大方并赞扬他的学识和口才，军队推崇他那过人的勇气和娴熟的弓马，教士认为格拉提安谦卑的虔诚是他无可比拟的完美德行。他在科尔马的胜利使西方免于蛮族可怕的入侵，东方行省因此对他充满感激之情，把狄奥多西的成就和国家的安全，归之于伟大的君王有识人之明。然而格拉提安在完成令人缅怀的事迹后，不过四五年便被弑身亡，只有曾经的名声残存下来。其实他在被谋害之前，就已经失去了罗马世界的尊敬和信任。

格拉提安的性格和行为之所以发生惊人的改变，不能全归于旁人的奉承和谄媚的影响，事实上身为瓦伦提尼安的嫡子，他从小就为阿谀之徒所包围，此不足为怪；也不能说是他的刚愎和任性所导致的，因为这是他温和的个性一直想要极力避免的行为。若深入观察格拉提安的生活，可以了解到他让公众失望的真正原因。身为一国之君，他的德行不是借由经验和逆境所养成，而是皇家教育早熟和人工催成的果实。他的父亲用溺爱的亲情刻意栽培，延请各门学科和各种技艺的明师，来塑造年轻皇子的身心。[1]岂不知天下事物越难到手越受重视，反之亦然!他们费尽心力传授的知识，以大吹大擂的方式展现出来，以过度的赞扬称许年轻的皇子。

格拉提安的个性柔和顺从，接受导师们明智的训示，给他人留下很好的印象，缺乏热情可以解释为理性过强。那些教过他的导师逐渐升到高位成为国家的大臣，[2]巧妙掩饰着他们在当家做主的事实，因此君王在一生之中每遇重要关头，行动就显得很坚定、适切而正确。但精心教导所产生的影响力无法穿透表面发挥作用。教学经验丰富的导师正确引导皇家门生，但无法把积极进取和独立自主的原则灌输到他软弱和怠惰的心灵中。然而此原则，却正是成为一个英雄人物的必备条件，只有永无止息地追求荣誉，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等到时间和意外使这些忠诚的顾命大臣离开宫廷，西部的皇帝逐渐堕落而原形毕露，把管理政府的权力授予野心分子，任其玩法弄权，自己则沉溺在毫无意义的消遣之中。无论是宫廷还是行省，卖官鬻爵苞苴公行，一无是处的封疆大吏唯一的功绩是追查亵渎神圣的罪行。君王为信仰而蒙蔽良知，只听从圣徒和主教的指引。[3]他们获得皇帝的诏书，将违犯、忽略和不知“神圣法条”，当成十恶不赦的大罪来惩处。

年轻的格拉提安经常锻炼体能和武术，特别喜欢演练成效显著的项目，像是调教马匹、拉弓射箭和投掷标枪。这些都是士兵的看家本领，却被皇帝用在不务正业的狩猎之上。帝王为了享乐，围起面积广阔的园林，圈养着数量繁多的飞禽走兽。格拉提安忽略了身为九五之尊的职责和威严，把时光浪费在卖弄技巧和勇气的捕猎活动上。罗马皇帝为自己擅长一种技艺而感到骄傲和满足，却不知最卑贱的奴隶所拥有的技艺都比他更高明。无数观众从年轻皇帝联想到当年的尼禄和康茂德，但是格拉提安因本身的纯洁和节制，所以没有产生他们那种恶魔式的兽行，他的手里只沾染动物的鲜血。[4]

二、不列颠的叛变和格拉提安被弑(383—387 A.D.)

世人虽认为格拉提安的品德已经堕落，但只要没有伤害到军队，激起军方的厌恶之心，倒也不会危及他统治的安全。年轻的皇帝听从老师的教导，宣称自己是军队的朋友和学生，花很多时间在军营里与大家亲切交谈。对于忠心耿耿为自己服务的部队，要把他们的健康、生活、酬劳和职位视为最关切的事务，如此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等到格拉提安不理政事沉溺于狩猎活动，大臣中若是有人具有高明的狩猎技巧，君臣就会常聚在一起，从而产生密切的感情。

例如有一小队阿兰人从军队被派到皇宫担任勤务，他们以前就习惯在西徐亚广阔无边的平原上游猎，高卢的林园和围场相形之下小得多，使他们的精湛技能更能大显身手。这支受到宠爱的卫队，格拉提安对他们的才干和习俗都赞不绝口，因信任他们而让他们单独负起护卫皇帝安全的工作。他经常穿着西徐亚武士的装束，带着他们的武器，背负长弓和华丽的箭囊，身着毛皮制成的服饰，出现在士兵和人民的面前，好像有意引起公众反感。罗马君主的这幅打扮，等于是在否定本国的体制和习俗，使军团所有成员的内心充满悲愤和恼怒；[5]即使是在帝国军队里可怕而强大的日耳曼人，他们也对北国蛮子的奇装异服表露出不屑一顾的态度。谁知这些来自北国的野蛮部族，不到几年工夫，就从伏尔加河浪迹天涯来到塞纳河畔。

一股理直气壮而且毫无顾忌的怨声，在帝国西部的军营和守备部队中滋长回响。温和而怠惰的格拉提安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没有及早扑灭不满的征候；由于缺乏臣民的爱戴和尊敬，因此臣民对君王不会产生畏惧之心，君王也无法发挥影响力以获得所期望的支持。想要推翻现存的政府，事实上是极为困难的工作，从君士坦丁建立帝国的政策以来，帝位就受到传统、法律、宗教以及政军权力平衡等重要因素的保护，因此格拉提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