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性、当地的文明程度以及主教的行事性格而定。首都民众的轻浮作风和拜占庭教士的创作天才，难免带着愉悦的心情珍视外表辉煌的崇拜行为，然而在荒凉和遥远的亚细亚边区，对于神圣而又奢侈的变革一无所知。教徒众多的诺斯替派和阿里乌斯派在改信以后，始终维持分裂前所奉行的简单宗教仪式。亚美尼亚人是罗马最为好战的臣民，在12世纪时看到图像还是无法容忍。[17]这些不同教派的人产生大量的偏见和嫌恶的情绪，就色雷斯或安纳托利亚的村庄来说还不打紧，但是一名军人、一位教士或一个宦官的命运，经常会与教会和国家的权力息息相关。

投身诸如此类的冒险活动，最幸运的人要算皇帝利奥三世[18]。他从伊索里亚山区登上东部帝国的宝座，不知道什么是神圣，什么是亵渎，但是他的教育和理性，也可能是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交往，使这位好战成性的农夫养成对图像的仇恨。一个君王有责任把自己的思想观念，用教诲的形式灌输给所有的臣民，然而在统治初期的不稳定状况下，经过10年艰辛而又危险的岁月，利奥不得不扮演伪善的姿态，跪拜在他所藐视的偶像面前，每年都公开宣示正教信仰和宗教热忱，使罗马教皇的愿望获得满足。在进行宗教革新的过程中，开始的步骤不仅温和而且谨慎。他召开一次盛大的会议，元老院的议员和教会的主教全部参加，在大家的同意之下设立规定，把所有的图像从圣所和祭坛移走，放置在教堂适当的高处，可以让民众很清楚地看到，却不能用来进行迷信的活动。可是现在双方已经产生尊敬和憎恶这种快速而又敌对的冲动，要想加以遏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神圣的图像居于崇高的地位，仍然感化着会众，并对暴君进行谴责。利奥自己为抗拒的态度和抨击的言论所激怒，拥护他的人也指责他没有善尽职责，敦促他要学习犹太国王的榜样，可以毫无顾虑地一拳击碎神庙里的铜蛇。他在第二道诏书中，明令禁止保留和运用一切宗教图像，君士坦丁堡和各行省的教堂全面清除偶像崇拜，毁弃所有的基督、圣母和圣徒的画像，或是在建筑物的墙壁上刷上一层泥灰。

这个“圣像破坏者”所形成的派别，受到6位皇帝宗教狂热和专制手段的支持，东部和西部陷入一场长达120年喧嚣不断的冲突之中。伊索里亚人利奥的计划是以基督教大公会议之名名正言顺地宣布，否定图像是标明信仰的一个条件，然而会议的召开最后只能留给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去执行。[19]然而尽管获得胜利的顽固分子把那次会议称作傻瓜笨蛋和无神论者的闹剧，他们自己提出的怀有偏见和支离破碎的议案，同样透露出很多理性和虔诚的迹象。在君士坦丁堡郊区召开的大公会议，能够接纳各行省宗教会议的论点和信条，参加人员的数目值得肯定，包括欧洲和安纳托利亚的338名主教。因为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教长已经是哈里发的奴隶，罗马教皇要意大利的教会和西部与希腊人划清界限。这一次的拜占庭宗教会议自认拥有第七次大公会议的权力和地位，然而这个称号只是对前六次大会的承认，过去辛劳的工作建立起正统基督教会的信仰。经过长达6个月的讨论以后，338位主教在毫无异议之下签署了一份信条，除了圣餐仪式以外，基督所有可见的象征全部都是亵渎行为或异端邪说，图像崇拜是基督教的败坏和异教的复兴。所有与偶像崇拜有关的纪念物都要被销毁和清除，任何人拒不交出私下进行迷信活动的物品，就等于是违抗教会和皇帝的权威和法令。与会的主教发出忠诚的欢呼，赞美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在尘世建立莫大的德业，他们把消除他们宗教上的不满的工作交托给他，凭着他的热情和正义感去做。在君士坦丁堡，也与前几次大会一样，君主的意愿是主教信仰的准据。只是我对这一次的情况有点怀疑，大多数的高级教士在希望和畏惧的诱惑之下，会牺牲内心的良知。在弥漫着迷信的长夜，基督徒偏离了福音的简单教义，而且他们已很难找到回头的线索，沿着它走出混乱的迷宫。

图像崇拜就虔诚的爱好而言，一定会与十字架、圣母、圣徒和他们的遗骨混杂在一起，根本无法分离。圣地上弥漫着奇迹和显灵的浓雾，心灵、好奇和怀疑的神经，都因为习惯于服从和信任而变得麻痹而失去感觉。君士坦丁五世自己也蒙受指责，说他过分放纵皇家的权力，竟然会怀疑、否认或讪笑正统教会的神秘仪式[20]，然而这些却铭刻在主教公开和私下的信条里。这个胆大包天的“圣像破坏者”，可能心中暗怀莫大的恐惧，攻击普遍受到崇敬的对象，那就是在上天获得尊荣的保护神。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自由和知识增长了人类的才智，对革新的渴望取代了对古代的尊崇。活力充沛的欧洲藐视那些幢幢的魅影，因病态和奴性而衰弱的希腊人曾经为之惊惧不已。

抽象的异端邪说只能靠着教会的号角向人民传播诋毁的声音，即使最无知的人也可以体会、最冷漠的人也能感觉到可见的神明遭到亵渎，已经渐趋没落。利奥三世最初的敌意是直接对着高高在上的基督发出的。基督圣像被安放在皇宫大门的前厅，云梯已经架起来便于将其取下，但是一群狂热分子和妇女，像是发疯般用力摇晃云梯，就在他们虔诚的晃动中，看到亵渎神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