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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世纪罗马的革命以及与西部诸国的关系(800—1500 A.D.)
罗马帝国衰亡的最初阶段,我们的眼光毫无例外集中于皇家的都城,它曾经为地球大部分区域制定法律。我们一直关心它的命运,开始是赞美,最后是怜悯,无时无刻不全神贯注。当我们的注意力从卡皮托转向行省时,把它们看成帝国躯干上面砍下来的分支。第二个罗马城建造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岸边,逼得历史学家追随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前进,我们出于好奇心忍不住要访问欧洲和亚洲最遥远的国家,探索拜占庭君主国漫长衰落过程的主要原因和始作俑者。查士丁尼的征服行动使古老的城市获得解放,使我们重新回到台伯河畔,但是那种救援是改换形式的奴役,或许是变本加厉的奴役。罗马已经被掳走财富、神明和恺撒,哥特人的统治比起希腊的暴政不见得更为羞辱或残酷。公元8世纪,有关图像崇拜的宗教争端促使罗马人追求独立,他们的主教同时成为一个自由民族世俗和信仰的父亲。查理曼大帝恢复西部帝国,他的头衔和形象仍在装饰着政体独特的现代德意志。罗马的名衔到今天仍旧令人肃然起敬,虽然气候的状况(不论影响力有多大)已经大不相同[280],纯正的血统在流过千百个脉管以后变得混杂,但是景象庄严的废墟和昔日雄伟的回忆,都能重燃民族特质的火花。黑暗的中世纪展现一些场面,倒是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大约是土耳其人奴役君士坦丁堡的同时,罗马正在默默接受教皇的绝对统治,我要重新回顾整个的状况和革命的后果,否则就绝不结束本书的写作。
公元12世纪初叶[281],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罗马被拉丁人尊为世界的都城、教皇和皇帝的宝座,他们从永恒之城获得头衔、荣誉和掌握统治尘世的权力。有关的叙述已经中断甚久,重复说明一下还是有点用处,查理曼大帝与奥托皇室的继承人从莱茵河彼岸的国民会议上选出,这些王侯在没有越过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到台伯河岸寻找皇帝的冠冕[282]之前,抱着谦逊的态度,对于日耳曼国王和意大利国王的称号都感到满足。在距城还有一段路程时,他们的临近受到成群结队拿着棕榈叶和十字架的教士和民众的欢迎。飘扬的军队旌旗上面绘着可怕的狼和狮、龙和鹰的图形,代表着共和国早已不见踪迹的军团和支队。皇帝分别在桥上、城门以及梵蒂冈的台阶3次重申维护罗马自由的誓言,他根据习俗发放赏金的做法,隐约有点仿效最初那些恺撒的豪迈风格。在圣彼得大教堂里面,使徒的继承人为他举行加冕大典,上帝的声音和人民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教皇吾主胜利万岁!皇帝陛下胜利万岁!罗马和条顿军队胜利万岁!”[283]的欢呼表明全民万众一心的归顺。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称号、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法律、查理曼和奥托的范例,建立了皇帝最高的统治权力。他们的头衔和图像镌刻在教皇的钱币上面,[284]他们将正义之剑授予城市的郡守以表示所拥有的司法权。但是,一位蛮族主子的名字、语言和习俗,恢复了罗马原有的全部偏见。
萨克森(弗朗科尼亚)的恺撒只是封建贵族政体的首领,无法执行民政和军事的权力去建立秩序,这种权力只能确保远方下属的服从。虽然日耳曼人没有能力获得自由,但是却无法忍耐奴役生活。每位皇帝在一生之中都有一次或许是仅此一次,率领一支由诸侯和家臣组成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乘势而下。我已经描述过他们进城和加冕时匕鬯不惊的状况,但是这种安静和秩序总是被罗马人的叫嚣和反叛所扰乱,他们把合法的君王视为国外的入侵者:他的离开何其匆忙,大都感到羞愧难当,并且长期未能临朝统治,他的权威受到轻侮,连名字都被人遗忘。日耳曼和意大利寻求独立的过程破坏了皇权统治的基础,教皇的胜利却拯救了罗马。
二、教皇在罗马的权威以及迷信行为的变化无常(1100—1500 A.D.)
罗马城的两个统治者,皇帝是靠着征服的权利进行根基不稳的统治;教皇的权威则是建立在舆论和习惯的基础之上,看似软弱实则更为牢固。清除掉一种外国的影响力,使牧人回到羊群的身旁更受到他们的爱戴。上帝的代理人由红衣主教团自由推选,大部分的红衣主教都是这个城市的土著或居民,一改过去日耳曼宫廷那种专断或贿赂的提名办法。官员和人民的欢呼是对当选者的确认,而在瑞典和不列颠受到服从教会权力,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罗马的选票,同样的选举制度为首都选出一位君主和教宗。大家普遍认为君士坦丁把罗马的世俗统治权授予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那些思想偏激的怀疑主义者都乐于争辩,皇帝是否具备此种权利,以及此种赐予是否有效。事实的真相和他的这一赐予的真实情况,深植于4个世纪的无知和传统之中,它那传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永久的结果之中了。“Dominus”或“主上”的称呼出现在主教的钱币上面,效忠的欢呼和誓言承认他所拥有的头衔,出于日耳曼恺撒真心或勉强的同意,他们早已对这个城市和圣彼得的产业,行使最高或从属的司法审判权。教皇的统治可以满足罗马的偏见,倒也不会与罗马的自由有所冲突。只要稍为探索便会发现这些权力还有更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