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六点半，城郊巷深处的旧居民楼里，温若兮醒了。

不是自然醒，是胃疼醒的。那种熟悉的、钝刀子割肉似的疼从腹部深处蔓延开来，让她蜷缩在薄薄的被子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她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片潮湿渗水留下的黄褐色印迹，一动不动地忍了十几分钟。

等那一阵绞痛稍微缓解些，她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坐起身。动作很轻，很慢，好像稍微用点力，这副身体就会散架似的。

房间很小，不到十平米，一张单人床，一个掉了漆的木头柜子，一张旧书桌，角落里堆着几个纸箱。窗户朝北，常年照不进多少阳光，即使在盛夏的早晨，屋里也透着股阴凉的潮气。

温若兮掀开被子下床，赤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她走到窗前，拉开洗得发白的碎花窗帘，外面天已经亮了，但巷子还静悄悄的。对面的楼离得很近，能看清人家窗户上挂着的腊肉和晾着的衣服。

她站了一会儿，转身从床头柜上拿起一个棕色的药瓶，倒出两片白色药片，没有水，就这么干咽下去。药片刮过喉咙，留下苦涩的味道。

这是社区医院开的胃药，最便宜的那种，一瓶八块钱，能吃半个月。医生说她这胃病得好好养，不能吃凉的、硬的、辣的，要按时吃饭，最好能吃点有营养的。她只是点点头，心里清楚，那些“有营养的”东西，她吃不起。

低保金每月一千二，月初打到卡里。房租五百，水电费七八十，剩下的五百多要管一个月的饭和药钱。算下来，一天最多能花二十块。

温若兮穿上一件洗得发灰的t恤和宽松的黑色长裤，头发随便用手抓了两下，用一根旧皮筋扎在脑后。镜子就在门后，一面巴掌大的小圆镜，边缘的塑料都裂了。她往镜子里瞥了一眼——脸色苍白，眼下有浓重的青黑，脸颊凹陷下去，显得颧骨很高。二十八岁的年纪，看起来像三十八九。

她很快移开视线，不想多看。

七点钟，她拎着一个旧的布袋子出门。木门关上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下楼时遇到隔壁租户，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拎着菜篮子正要出门。两人打了个照面，女人看了她一眼，没说话，侧身让她先过。

温若兮垂下眼睛，沉默地走下楼梯。

巷子里的早餐摊已经支起来了，油条的香味混着豆浆的甜味飘过来。她脚步没停，径直走向巷口的社区服务中心。今天是五号，低保金到账的日子，她得去旁边的自助取款机取钱。

取款机前人不多，很快就轮到她。插入那张磨得边缘发白的银行卡，输入密码，查询余额。屏幕上显示：1200.00元。

她取出两百块现金，剩下的留在卡里。两张红色的钞票捏在手里，薄薄的，却要撑一个月。

从服务中心出来，她拐进旁边的社区医院。不大的门脸，里面坐着个六十多岁的老医生，是退休返聘的。见到她，医生推了推老花镜：“来了？”

“嗯。”温若兮在就诊椅上坐下，声音很轻。

“胃还疼吗？”

“早上疼了一会儿。”

医生叹了口气，低头开药：“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一定要按时吃饭。药只能缓解，关键得靠养。”他一边写处方一边念叨，“你这个情况，光吃这种基础药不行，最好能做个胃镜看看。还有你那个肝，上次查出来的指标……”

“我没钱。”温若兮打断他，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医生笔尖顿了顿，抬头看她一眼，最终还是没说什么。他开了和上次一样的药——胃药、护肝片、还有一瓶复合维生素，都是最便宜的国药准字号。

“先吃着吧。要是疼得厉害了，一定得来医院，别硬撑。”医生把处方递给她。

温若兮接过，点点头，起身去药房窗口拿药。三样药，一共二十七块五。她从布袋里掏出一个小钱包，里面零零散散的纸币和硬币，数出二十七块五，递给药剂师。

药装在一个薄薄的塑料袋里，拎在手里没什么分量。她从医院出来，站在门口发了会儿呆，然后转身朝巷子深处的小卖部走去。

小卖部是巷子里一对老夫妻开的，卖些油盐酱醋和日用品。温若兮走进去，老板娘正在整理货架，见到她，脸上没什么表情：“要什么？”

“一把挂面，一包盐，还有……”她顿了顿，“最便宜的鸡蛋，要五个。”

老板娘从柜台后拿出东西：一把最普通的挂面，一块五一包；一袋盐，两块钱；五个鸡蛋装在塑料袋里，三块五。

“一共七块。”老板娘说。

温若兮付了钱，把东西装进布袋。走出小卖部时，听到老板娘在背后小声嘀咕：“年纪轻轻的，天天买这些，也不知道找个活儿干……”

她脚步没停，好像没听见。

回到出租屋楼下，她没有立刻上楼，而是在楼门口那棵老槐树下的石墩上坐下来。这是她每天的习惯——取完钱、买完东西后，在这里坐一会儿，晒晒太阳。

夏天的太阳已经有些烈了，但透过层层叠叠的槐树叶洒下来，只剩下斑驳的光点。温若兮坐在那儿，背挺得很直，眼睛看着巷子口来来往往的人，眼神却是空的。

一个年轻的妈妈推着婴儿车从她面前走过，车里的小宝宝咿咿呀呀地挥着手。温若兮的目光跟随着那辆婴儿车，直到它拐过巷角，看不见了。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骨节分明的手，手指很瘦，能看到青色的血管。

曾经她也想过要个孩子。和傅星燃结婚的第一年，婆婆孟淑琴提过几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