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而共和国是绝对不会答应以这种妥协的方式结束缅甸内战的。

　　成立联合军政府的最大弊端就是留下了祸根，而缅甸内战已经让共和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不说别的，开凿克拉运河的进度就被延迟了至少一年以上，这笔损失就不小了。再加上共和国的军事投入，秘密的军事援助，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损失，以及用来撤出被困人员的花费。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共和国威信受到的损失。莫说再打一次内战，也不算共和国在这场内战中投入的巨额资金，如果无法彻底的解决缅甸的内部矛盾，成立一个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民选政府，那么共和国的国际威望必然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也正是如此，还必须要依靠共和国的蓝军才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可同样的，叛军，地方军阀也不会轻易地让步。谈判仅仅进行了两天，双方就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陷入了僵局，甚至差点导致谈判破裂。

　　虽然蓝军有资本打赢内战，但是战争持续下去，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同样的，对共和国来说，这次谈判是挽回面子的最好机会。如果能够成功的“说服”叛军将领，让谈判结果倒向蓝军，也就是共和国这一边，那么共和国的国际威望必然会得到极大的提升，从而使更多的国家认识到共和国的影响力。相反，如果谈判就此破裂，内战继续开打的话，那么共和国将威严扫地，甚至会导致其他那些态度摇摆的国家怀疑共和国处理外事方面的能力。

　　也正是如此，在谈判休会的那一天中，周国辉紧急约见了叛军与地方军阀的代表，进行了闭门磋商。当然，蓝军的代表也陪同参加了闭门磋商。

　　当时，周国辉提出了两套解决方案。

　　一是分步骤完成改革，即首先组建联合民选政府，但不同时剥夺将领的军权，而是将在建立民选政府之后，分几步，用几年，甚至十年的时间，逐步完成政体改革，最终建立起一个民选的，民主的政府。

　　二是由共和国为放弃军权的将领提供安全保证，甚至可以为其提供政治庇护。同时，这些将领的个人资产将得到保护，并不收归国用，其海外资产也将得到保证，共和国为其担保方。而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按照之前的方案进行。

　　这两点自然不是周国辉自己想出来的，他只是共和国的代言人而已。当然，缅甸的将领与军阀都不是笨蛋，在周国辉提出了这两点意见之后，他们也都清楚的认识到了一点，那就是，共和国不会再做出任何的让步。

　　实际上，地方军阀与叛军将领唱反调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想保留以往的军政府。这些人都明白一点，谈判真的破裂，那么他们将输掉战争，到时候最好的结局就是流亡海外，而且还没有几个国家会收留他们。而最差的结果就是失去一切，包括性命。因此，他们的真正目的只是想在做出让步之前获得更多的好处，最大限度的保证自己的利益。

　　不管是通过渐进式的改革，还是接受共和国提供的保证与庇护，对这些内战中的失败者，注定将要失去权力的军人来说，都算得上是不错的结果了。而且，地方军阀与叛军将领的选择也是截然不同的。

　　之前已经倒向了蓝军的军阀几乎都选择了前者，接受了渐进式的改革。这样一来，他们至少可以确保自己为一方之主，甚至有可能在中央政府里谋求到一官半职，从而获得足够的权利。

　　叛军将领几乎都选择了后者，原因很简单，不管是一次性的改革，还是渐进式的改革，他们最终都将被排斥在政府之外，被排斥在权利核心圈之外。因此，继续谋求权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保全性命，并且保住大部分的个人财产，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经过了这一天的秘密磋商之后，谈判的新重点很快就确定了下来。内战结束之后，缅甸将进行从地方到全国的全民选举，并且成立中央、地方邦两级民选政府。而缅甸军队将暂时保留现有的体制，在民选政府成立之后，再按照由谈判确定的方案进行整编，并且最终建立一个由中央民选政府指挥的军事体系。

　　谈判重新开始之后，问题就没有那么尖锐了。周国辉也在这个时候忙碌了起来，而他主要处理的正是那些希望能够得到共和国庇护的叛军将领的去向问题。

　　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叛军的绝大部分将领都选择接受共和国的庇护，并且由共和国为其转移资产。最后甚至连沙辛都提出了希望到共和国政治避难的要求。提供政治避难并不是什么麻烦事，不管是军情局，还是国安部，在处理这类事件时都算得上是老手了。最重要的还是清算，并且转移这些将领的私人财产。

　　大部分将领都有巨额私人财产，而无一例外的，这些私人财产又以不动产居多。毕竟缅甸仍然是一个半封建性质的国家，作为国家的实权份子，将领最看重的还是土地这类财产。但不管是土地，还是农场，或者是城市里的豪宅，都是不可能转移到国外去的。因此，在怎么处理这部分财产方面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大部分将领坚持要变卖这些财产，毕竟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大的一笔财富。不过又有谁有足够的钱来购买这些不动产呢？缅甸国内肯定没有这样的有钱人，而共和国的大商人也不可能把钱投到这个还不稳定的国家，而且土地根本就不值钱的国家。

　　仅仅这个问题就花了周国辉好长一段时间，而且在其他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