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会影响你的工作。”

“好吧，六个月。”

“是的。记住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随时打电话，不用等到咨询的时候。”

晚上回到家后，我瘫倒在沙发上，我太累了，甚至无法与大卫讲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与萨默医生的决定。

第二天，当我有力气与他说这些时，大卫很担忧。他同意留在家里、一直工作比去住院要好，但我们的保险只能支付一年五十次的咨询费用，但我早已远远超过这个数量了，大卫已经第三次用我们的积蓄支付咨询费用了。大卫提议我们可不可以每个月向萨默医生支付一定数量的费用，等到后期我不再与他做这么多咨询时，这些钱就可以填补之前的费用了。

我看得出大卫多么紧张我们为不时之需存下来的钱，但对于我来说，现在已经是需要用的时候了。“如果对你来说实在无法接受，我可以借出我的退休金来，大卫，我无法跟萨默医生说现在少付他费用的事，我们有钱，我觉得我们应该付全款，我不想因此影响我们之间的咨访关系。”

大卫无奈地同意再拿我们的积蓄出来，但我想他很不喜欢这样。那一刻，我对大卫的不信任更多了，我很怕对他而言，金钱比我的需要更重要。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萨默医生的办公室，开始实行每天两次咨询以及服药的计划。

第四部分 选择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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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紧张地等待着我的上司罗西（Rossie），她的会议有点儿延迟了。我又需要改变日程了，我需要每天去见萨默医生。罗西平时并不会让我觉得紧张，她是公检法的首席检察官助理，在司法部负责补助金分发的部门，我在这里做首席律师和首席顾问已经四年了，我们向《反妇女暴力法》提供帮助，这是一项有突破性的法律，新法律加大了社区对性虐待和家庭暴力的影响，尤其是对遭到丈夫虐待的移民女性有特殊的条款。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尤其是现在我回忆起那些被虐待的记忆。

工作上，我和罗西很亲密，我告诉她我是童年被虐待的幸存者，她给予我许多支持和同情，她接受我每周做两次咨询的计划，并且鼓励我做任何可以走出来的事情。我与我的副手彼得（Peter）约定，如果我不在办公室或者不方便时，由他与罗西联络。工作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我现在与萨默医生有了新的约定，在我提交调整美国残疾人福利之前，我需要跟罗西见一面。我知道我已经得到了美国残疾人福利，但她不需要一直保留我首席顾问的职位。

我焦急地等待着，想告诉罗西，每天都要做咨询，我觉得紧张。我很努力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不想失去它。治疗的过程比我想象中付出的要多，我从容的笑容消失了。我总是在哭，我瘦了很多，看上去很虚弱，我脸色苍白，眼睛下面挂着黑眼圈。有些人知道我在处理儿时被虐待的记忆，但那些不太熟悉的朋友也在看到我的变化后过来表达关心。

见到罗西时，她感觉有些不一样，她没有像往常一样与我热情地打招呼，也没有到我们平时坐的沙发这边来，她坐回她的办公桌后面。她看上去心不在焉，这让我很慌张。我们让她失望了，她不希望我留在现在的职位上了，我不能相信她。我很悲伤、很失望，突然间她的办公室变得很大，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样不好，我与恐惧纠缠着。

在我与萨默医生的工作中，我学会了一种很好的办法去控制焦虑和压力，就是一次只注意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把我的日程分解为许多可控的部分，尽管我很有野心，总是计划着未来的职业目标，但我已经放下这些了，当自杀的想法总是纠缠着你，就像此时的我一样，活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我把时间分成很小的一段，然后注意下一秒要发生的事。想太远让我觉得疲惫，自杀的想法会变得强烈。与罗西谈话的那天，我把失去工作、失去婚姻、失去朋友的担心都放在一边，忽略所有其他的事，只专注于这场谈话，我告诉自己可以稍后再解决其他事。

我犹豫着怎么开口让她知道我要改变日程的事，罗西关切地看着我，我无法确定她是在关心我这个人还是关心一个无法完成日常工作的首席顾问应该怎么工作。我不再想这些：“罗西，我希望你能同意关于我的美国残疾人福利的改变，我要每天见我的心理咨询师了，每次90分钟。我还会像现在一样大多数时间都在办公室里，但我可能需要更多时候在家工作，我也可以按要求时间上下班或者离开这个职位。”

“你跟马蒂（Marty）说过这些吗？”马蒂是行政主管，管理所有员工。

“还没有，我想先跟你谈一谈，我知道你已经很尽力照顾我了。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吗？”

“你不在时，我依然会与彼得联系，我想这样没什么问题。你需要和马蒂谈谈，看看他的意见。我希望你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一部分的我抗议道：她言行不一致。我越来越觉得她可疑。

“罗西，你是否希望我离开首席顾问的职位，如果有这样的需要，我没有问题，可以再找一个职位给我，美国残疾人福利并没有要求你保留我的职位，它只让残疾人不失去薪资和福利而已。”尽管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但我心跳得很厉害，各种想法不停转动：她看上去很冷漠，她害怕我们，她根本也不想我们留下，保护你自己。

尽管心跳得很快，耳边一直是血流呼啸的声音，我还是听见罗西说：“不，别傻了。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