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基同为亚历山大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也许他能为希腊人争取点儿什么。维也纳会议对希腊人的要求不屑一顾，他们感兴趣的是让所有“合法”的君主，不管是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或其他教的，都坐在他们尊贵的王位上。因此，希腊人什么也没盼到。

维也纳会议犯下的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大的错误，就是对德国问题的处理。宗教改革和30年战争使繁荣富强的德国变成一片无可救药的政治废墟。它被划分为两三个王国、四五个大公国、许多个公爵领地以及数百个侯爵领地、男爵领地、选帝侯领地、自由市和自由村，由一些只在歌舞喜剧里才能见得到的千奇百怪的统治者分别治理着。弗雷德里克大帝曾建立了强大的普鲁士帝国来拯救一盘散沙的德国，但是普鲁士在他去世后不久又四分五裂了。

许多这样的小国家都有获得独立的愿望，但是拿破仑否决了他们的要求。在总共300多个国家里，只有52个存续到了1806年。在为独立而斗争的伟大岁月里，许多年轻的德国士兵都梦想着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可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统一是不可能的。谁能担当这个领导者的角色呢？

在讲德语的地区一共有5个王国。其中的两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他们各自拥有上帝恩准的神圣国王，而其他3个国家，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维腾堡的国王却是拿破仑时代的产物。由于他们一度是拿破仑皇帝的忠实党羽，因此在其他德国人眼里，他们的爱国信誉不免要大打折扣。

维也纳会议确立了新的日耳曼同盟，即一个由38个主权国家组成的，现在在奥地利皇帝的统一管理下。这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人人都不满意。确实，一个日耳曼大会在古老的加冕典礼城市法兰克福召开了，目的是讨论“共同政策及其重要性”。可38名成员分别代表38个小国的利益，做出任何决定都需要全票通过（这种议会规则在18世纪曾经毁掉了强大的波兰王国），因此著名的德国联邦成了全欧洲人的笑柄，这个古老帝国的政治家们不得不开始模仿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中美洲邻国的那些做法。

这对于为民族理想牺牲一切的德国人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但是维也纳会议并不关心“臣民们”的个人情感。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就此告一段落。

难道没有人反对吗？当然有。当人们对拿破仑的憎恨逐渐冷却，当人们反抗拿破仑统治的热情渐渐平息，当人们对“维护和平与稳定”背后的巨大阴谋有了清醒的认识，他们便开始低声抱怨了。他们甚至扬言要举行暴动。可是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只不过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完全处于无权无位的弱势。何况，他们正面对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残酷无情且极富效率的警察体系，处处受到严密监控，只能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

维也纳会议的参与者们真诚地相信，“革命的思想导致拿破仑犯下篡夺王位的罪行”。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将那些所谓的“法国思想”的拥护者们消灭干净，这是顺应天意民心的神圣之举。就像宗教战争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一边无情地烧死新教徒或绞杀摩尔人，一边觉得他的残酷作为只不过是听从了自己良心的召唤一样。16世纪的教皇和19世纪初的欧洲国王或首相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自己的臣民，如果谁胆敢质疑这一神圣权力，就会被视为“异端”，所有忠实的市民都有责任向最近的警察局检举他，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1815年的欧洲统治者们却从拿破仑那里学到了“统治效率”的技巧，因此他们干起反异端工作时，比1517年完成得更加出色。1815年至1860年这段时间，是政治密探大显身手的时代。间谍无孔不入。他们出入王公贵族的宫殿，他们深入最下层的低级酒店。他们透过钥匙孔窥探内阁会议的进程，他们偷听市政公园里人们的闲谈。他们监视着海关和边境，以免那些没有正常签证的人离境。他们检查所有的包裹行李，任何一本可能带有危害“法兰西思想”的书籍都不允许带进皇帝陛下的领土。他们和大学生一起坐在大学礼堂里，如果哪位教授说了一句反对当局的话，那么他马上就会大祸临头。他们悄悄跟在上教堂的儿童身后盯梢，以防他们逃学。

密探们的许多工作都在是教士的帮助下完成的。在大革命期间，教会吃尽了苦头。它的财产被没收，一些教士被杀。所以，当公安委员会于1793年10月废除对上帝的礼拜仪式时，受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法国哲学家的无神论思想熏陶的那代年轻人，竟在理性的祭坛旁翩翩起舞，教士与贵族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现在，他们随盟军士兵一起重归故里，准备复仇。

甚至耶稣会也于1814年卷土重来，继续他们教育年轻一代的工作。他们打击教会敌人的做法未免太过火了。他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建立“行政区”，向当地人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不过它们很快发展成一个正式的贸易公司，经常干预当局的内部事务。在葡萄牙伟大的改革家、首相马奎斯·德·庞博尔掌权时期，耶稣会教士们曾一度被逐出葡萄牙领土。在1773年，应欧洲主要天主教国家的要求，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废止了他们的做法。现在，他们又重操旧业，将“服从”、“热爱合法君主”的道理灌输给孩子们，以至于使他们在碰到诸如玛丽·安东奈特被